阴阳理论和万物本原为气的学说是我国古代最原始的自然哲学的信条，是我们的祖先分析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论工具。五行学说成说较晚，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阴阳理论和五行学说相结合，构成为我国古人关于世界万物结构与规律认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古代唯一一个自然科学的学科—中医学。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奠基于《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试图使用阴阳和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的结构、生理和病理现象，以及人体与自然的关系等根本问题。所以我认为，《内经》代表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

毫无疑问《易经》有阴阳学说，但却找不到五行的影子，这就说明《易经》成书要比五行成说早。很多学者都认为医和易之间存在着的关联，并试图从《周易》的内容来推导中医学的原理，《医易学》就是这个企图的产物。但是，医易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因为在《易经》的内容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无所谓的《易经》的原理。不知道《易经》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如何再医和易的原理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我认为医和易都根源于中国古代原始朴素的阴阳观念，它们是同一枝干上分出的两个枝叉，或者同一枝蔓上结出的两个独立的果实。尽管它们成说时间一早一晚，但不能据此认为易是医的源头。《易经》发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决嫌疑、定疑难的需要。中医学则发端于治疗病疾的需要。它们两者必然都要经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但对于不同领域的事务，处理起来我们的古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阴阳的观念和学说，从而形成了易学和医学的不同学科。

《易经》是一部筮书，是周代早期占卜师的工作手册。上古时代卜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官方也设立专门的官职管理。上古时代卜筮活动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领域。大到祀神祭祖、征伐渔猎、年岁丰歉、立邑任官，小到气候变化、出行涉川、婚丧嫁娶、疾病胎孕，甚或梦兆吉凶，事无巨细，古人都要以卜筮决策。可以说卜筮是上古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上古时代为什么会盛行卜筮？我们可能会说由于古人迷信所以盛行卜筮，但这个答案却是不恰当的。

卜筮活动的作用是什么呢？定犹豫、决嫌疑。无论是生活在古代还是生活在现代，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疑难而无法做出决断。比如，生病了，我们现代人可以去医院看医生，根据医生的诊断来了解病情的轻重和预后的吉凶。而对于上古时期的人而言，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甚至也没有发达的医学。怎么办？ 又比如，男主人出了远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见回来。如果是现代，我们可以写信，打电话，发电报，发寻人启示，或者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寻找。但是在古代，通讯、交通都不发达。怎么办？如果他还活着，还能回来，家人还需要等多久？如果他在外遭遇了不幸，没有经济来源的妻子是否可以带着子女改嫁他人？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否则日常生活便无法正常的继续。再比如，遗失的物品是否还能寻回？走丢了的小孩子是否还能与父母相遇？今天出门是否吉利？明天修房子是否适宜？凡此种种，所有这些疑难如何解答应对？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有医学、科技、通讯等现代化的手段来解答应对，从而帮助我们释疑解难，定犹豫、决嫌疑。而对于古人，他们也只能依据他们所拥有的哲学和宗教的知识为前提发展出的相应技术来帮助人们决断嫌疑，定犹豫。卜筮就是这样的技术。

所以，我们说古代的卜筮和巫祝等活动的社会职能与我们今天的医学、通讯、科技的社会职能是一致的。它们不是出于迷信，而是根源于是日常生活中决嫌疑、定犹豫的实际需要。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和文明就是从那些远古的“迷信”的社会活动中发展、分化和丰富而来的。正如我们不能将我们的童年时称为迷信年代一样，我们也不能将远古时代的巫祝和卜筮活动简单的定性为迷信。古人只是相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无知和迷信的，他们对于自然与社会也有系统的知识，只是古人的知识的性质决定了只能采用巫祝和卜筮的形式。远古时代，神明的观念统治着人们思想，所以，一切的疑难或嫌疑的决断就只有诉诸神明了。但是，神明虽然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却不被人们感知，如何获知神明的旨意？于是，就产生了交通神明和人事的人和工具，用以帮助人们探问神灵的旨意。古代的巫觋就是神灵与人事的直接中介，神灵常常降附在巫觋的身上借助巫觋的嘴巴直接传达旨意。卜具则是间接获悉神明旨意的方法，商代的卜具主要是龟甲和兽骨。周代以后筮法成熟，它的卜具就是卦画。卜筮活动涉及古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所以《易经》能够提供周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多方面信息，为我们研究周代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一定的材料。

自与西方文明碰撞以来，中国的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本身，以周公奠基孔子承续的后封建文化受到了怀疑和否定，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封建文化被扬弃了。尤其与西方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难以自立。曾经拥有强大文化的中华民族，曾经同化众多蛮族异类的中华文明，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和制度，该如何建设自身？文化是静态的客观的存在，而理智才是文明进步的最终推动力。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文化落后于近现代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无可置疑的，但中国人的智慧就一定落后于西方人吗？文明的发生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制度和文化一旦建立，便有保持自身的惯性。西方文明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华文明可能还是会保持着它数千年的老样子继续前进。西方近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先进形态，中华文明遭遇到它就不可能继续保持自身不变了。与西方文明相接触同时也是中华文明获取进步的一个挈机。西方文明还不是世界文明的终极形态，因为在近代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下，人类远没有实现福祉，自私自利、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战乱、动荡和贫穷都还没有消除。这似乎又要待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贡献她的智慧和才智，创造更为先进的制度和文化。

所以，中国当代学者肩负着重建中华文明传统，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使命。如何重建中华文化传统？这便涉及到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新思想体系的出现，一个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都必然根源于某个远古的东西，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典籍，这是我们新起点的基础。《易经》和易学就是这些典籍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易经》在中国历代学者的心目中都拥有崇高的地位，被称誉为群经之首，但同时也是最难读懂的一部典籍。西方近代文明虽然有野蛮的一面，但毕竟给我们带来了理性。理性的目标就是理智的理解自然和社会，近代自然科学就是理性的产物。我们中华文化要获得新的生命力，就需要引入理性的方法，需要使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理智的理解自然和社会的目标一致。理性要求我们的知识体系建立在可理解的概念和观念的基础上。

爱因斯坦著作高深不？罗素的著作高深不？汤因比的著作高深不？但是这些著作都能够为我们的理智理解。我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就能够了解作者说的是什么内容，想表达什么意思。通过进一步的思考还能够领悟作者的所持观点和立场。如果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来判断这些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是高明还是浅薄。我们今天来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也要使我们的国学知识体系建立在可理解的基础上。典籍作为承载和传达文明信息的载体，它的内容一定要能够被我们的理智理解，只有可理解的内容才有可能被我们领悟和学习。

有人说我国的《易经》囊括了宇宙的所有知识，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全部。但是最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终身抱定《周易》而不用学习现代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来理解自然和社会。所以，我们研究《易经》首先要破除迷信，坚定可理解的思想。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去读，然后努力去理解它。古人说对了，我们就要找出他之所以对的根据，古人说错了我们也要指出他错在哪里。研究《易经》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是，我们真的在《易经》里找到了某个放之宇宙而皆准的法则，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它为世界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学科。这样一来，我们此前对它吹捧和赞扬便落到了实处，我们也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易经》博大精深名符其实。但是另外一个更有可能结果是，它的内容里并没包含多么深奥的哲理，卦象用作卜具其实并不比使用龟甲和兽骨上的裂纹更为高明。这个结果可能会有些悲观，但至少也能告诉我们中国的学人不要再皓首穷经，竭一世甚至几世的精力去探究它了，寻求宇宙的终极法则最终还是要从研究自然界开始而不是某部经书。古人的著作只是古人研究世界的成果和结论，而我们要振兴中华文明就要从重新研究世界开始，并要求我们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我们需要有怀疑一切的精神，批判地去阅读，通过思考去理解把握。最终判定正确与否的根据不是任何权威而是人类的理性和逻辑。这就是笛卡尔所倡导的理性的方法，这个方法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我们研究《易经》就要使用这个方法，以期实现推陈出新的目标。

《易经》的作者是谁相对于《易经》的内容是什么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伏羲画卦，文王演卦，孔子释经。这些传说都是不可考的，假托三圣不过是神话《易经》的一个手段。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弄清楚它的内容，还原它的本原面目是更为迫切的课题。关于《易经》的作者是一人还是多人的问题，我的研究结论认为它应当是出自一个之手而不是多人之手。主要证据是它内容的统一性，六十四卦具有六十四个各不相同的卦名，但是每个卦的命名规则都是相同的；三百八十六爻，爻辞不同，但释爻论断的规则也是统一的。看似繁杂的内容却有一个统一的规则在里面发挥作用，这个特点就暗示它应当是出自一人之手。我研究《易经》没有参考《易传》那部分内容，因为我认为这两部分内容之间没有关联，它们不仅不是同时代的作品，而且就思想和内容而言也是毫不相关的。《易传》虽然号称是解释经文的，但对于正确理解经文内容这个目标来说，它还没有找到门径。

直到今天，《易经》依然被认为与命理、面相、风水、阴阳宅等学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我从没有涉猎过除《周易》本经以外的任何知识，所以我对于这些学科不持立场。但我相信我所使用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我不相信有天书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不被理智理解的知识的存在。对于人类的认知而言，未知领域还远远大于已知领域，但认识的进步，文明的进化，还必须从理智的理解自然和社会的方向上逐步取得。今天的未知领域，可能到了明天就已经是已知领域了，但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某个领域对于人类的认知而言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已知领域。坚信理智能够全面地理解自然和社会，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哲学唯理论的信奉者，相信纯粹思辨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在研究《易经》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新的概念和观念的提出，但这些内容是无法通过训诂和注释的方式获得。大家会发现，为了全面理解经文内容，我们需要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和观念，建立一个知识体系，而不仅仅是注释和翻译原文。而且在更多数的情况下，训诂和考证的方法也很难获得经文中文字、词汇和语句的原义。理解《易经》经文的基础需要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获得，这可能是最让我们中国学人感到意外的一个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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