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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佛经适应时代,适应社会,适应大众

导读:让佛经适应时代,适应社会,适应大众2009年6月27日,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首发式结束后,中国佛学院体恒法师就《御制龙藏》的校对工作接受了佛教在线记者的专访。内容如下:  记者:我们知道,作为中国佛学院的老师,您积极参与了《御制龙藏》的标点、校勘工作,能否谈一下您对这部《御制龙藏》的印象?  体恒法师: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今天在中国佛学院的院址,也就是北京法源寺举行了非常隆重的首发式,我觉...

  让佛经适应时代,适应社会,适应大众

  2009年6月27日,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首发式结束后,中国佛学院体恒法师就《御制龙藏》的校对工作接受了佛教在线记者的专访。内容如下:

  记者:我们知道,作为中国佛学院的老师,您积极参与了《御制龙藏》的标点、校勘工作,能否谈一下您对这部《御制龙藏》的印象?

  体恒法师: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今天在中国佛学院的院址,也就是北京法源寺举行了非常隆重的首发式,我觉得特别地欢喜,非常地欢欣。作为佛学院的一名法师,我个人对于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比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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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这部《御制龙藏》是当前中国佛教界出现的,真正意义上进行录入、排版,并经过精审标点、校对的第一部汉文藏经。而且这部藏经用的是《龙藏》作为底版,更加难得。《龙藏》是佛教传入中国开始有藏经产生之后,到目前为止,所有存世的二十几部《藏经》当中收录经籍总数最多的,刊印质量最好的一部。底版本来就很优秀,又经过现代化整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御制龙藏》,对于将来的佛教文化传承、佛教学术和佛教教育发展都非常有价值,有意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佛学院的法师们在此次编修《御制龙藏》的过程中是怎样进行整理工作的?

  体恒法师:《御制龙藏》的编修过程费时多年,其中中国佛学院的很多法师都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也非常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并参与了相当一部分藏经的整理工作。那么,下面我就从我所熟悉的部分,向你简单介绍一下藏经整理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整理《龙藏》,首先是标点、断句和校对。

  标点、校对《藏经》,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事情。我曾经校对过一篇文献,是唐代一位祖师的一篇作品,原文不足一万字,可是校对它竟然用了三四年时间,校对出来之后的作品,文字竟然有三四万字之多。校对过程中,有时候一个人名或一个地名,就要用一天乃至一个星期才能确定下来。期间,要查阅大量的资料,非常辛苦。从这件事上,我深知校对经典和古籍的不易。

  传统的《藏经》,采用中国古代书本的印制形式,刻版印刷,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和断句。读这样的古书,需要从小就训练和培养,才能达到一种边读边断的效果。我们作为现代人,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习惯有标点、断句,对于这种没有断句的古书,阅读时就很困难。而且佛经本身又非常深奥,很多论着论述详密,再没有标点,就更难读了。读起来难,标点校对当然也不容易,有一定难度,这是其一。

  其二,标点、断句是基于你对古籍的理解。标点《大藏经》的工作,非常考验我们对于《大藏经》理解程度。我个人在佛学院修学已经11年多了,即使这样,也没有能力把刻版藏经的典籍全部读下来。专业之内的典籍稍微好些,专业之外的,就不行了。比如我的专业是“中观学”,中观之外的。像唯识学的着作、天台学的着作,特别是那些中国古代祖师的论着,我轻易是不敢去断的。之所以 不敢,首先是读不懂,不懂哪里能断句;另外是理论不熟悉,不熟悉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理解,理解的不对,怎么可能标点正确、断句正确呢?所以不敢断。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对古代的藏经典籍进行校对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用的办法就是让校对者挑选与自己专业接近,自己比较熟悉的典籍进行校对。在校对的过程中,首先是把原藏经进行电子录入(这部份工作在前期已经完成),我们进行校对的时候,是用录入电脑之后又打印出来的《龙藏》,和复制的清朝原版《龙藏》的原文进行对比,如果说录入的字和《龙藏》原文不一样,就把它给圈出来,然后纠正电子版《龙藏》的录入错误;有些地方,是属于《龙藏》原文有误的,那我们要标出来,将来做成《校刊记》以供读者或研究者作参考。

  校对完文字问题就是断句。断句一般先由专家、学者做简单断句,我们各专业的法师们再以佛教专业的角度,看看这些断句是否有不妥的地方,若有不妥的地方就改正过来。如果有不确定的商榷之处,就找那些对藏经非常熟悉的长者与老学者请他们定夺。标点完之后,还要把同一部经的断句方式统一。之后,再进行一次文字与标点的校对。

  这样,一个校对过程下来,前后大概要樯五六次。校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它需要一行一行,一字一字慢慢看,需要一个能坐冷板凳,能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完成。我们的法师,有时候经常校对到半夜三更。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法师们在校对工作中所经历的辛苦,以您亲身参与校对的感受,您觉得在校对《龙藏》的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体恒法师:最难的是对于典籍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如果经书的内容你不理解,就谈不上校对。断句的工作需要的是理解,如果你不理解经上所言的义理,那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断句,也就没办法做深入的校对。只是校录入错别字很容易,意义有限。而要理解,就看是否有这个水平。所以在校对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是否理解经典,以及理解的程度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龙藏》的内容量太大。校对的过程中需要非常有耐心,可能一本经要校对好两三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这也是困难的地方。一个是内容,一个是数量。

  记者:您对《御制龙藏》之后的《大藏经》传承和发展有什么期待或者看法?

  体恒法师:构成佛教的三大要素是佛、法、僧三宝。三宝之中,就应身的释迦佛而言,他虽然创立了佛教,但色身肉体已经离开了人世间,现在不能直接教授佛弟子来学佛;僧是释迦佛的弟子,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僧,必须实践佛法、拥有佛法,而且能够传承佛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是一个连接古代与现代,沟通佛陀与大众的媒介,是佛教在世间存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我觉得佛教在世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佛法的传承和传播。

  可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佛法的价值就在于被人去用,去实践,在世间去推广,用佛法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净化社会,利益大众,带动社会不断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这才是佛法的作用,也是承载佛法的佛经的作用。佛法再好,如果没有人理解它,吸收它,没有人去传播它,那就是死的,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而承载佛法的佛经如果都成了一种“文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法”了。

  要想佛经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就必须对佛教的典籍做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与不同状态的调整和变通。古代的佛经,最开始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时候,是文言体且没有加标点,古人受过训练,可以直接读没有标点的典籍,可以读文言文,但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适应的是白话文、简体字,大多是读不了没有断句的典籍的。在这种情况下,佛经如果没有适应于时代的变化,没有对古代的经典进行形式上的变通,没有将这些佛经典籍标点、校勘,每一种佛经都像是文物,那么时间长了,佛法就走进博物馆了,走进博物馆的佛法其实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当然从物质角度、文物保护角度来说,保护佛教文物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佛经都成了文物,佛法没有实践作用的话,就失去它们的生命力了,就没有意义了。实践与应用是佛法在世间存在的生命力之所在。

  所以,校对佛经,传播佛经,不断地对它的形式进行变革,适应时代,适应社会,适应大众,根本上还是为了佛法的传播,为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校对、标点藏经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是很有意义的。

  “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初步做了电子的录入、排版和标点。它的标点是中国传统的句读形式,与现代标点不同。这样的标点,可能还有一些局限性,不过我个人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这是现代化佛教藏经所要迈出的必需的一步,这已经是中国《藏经》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了。以后的更加现代化的藏经,是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能继续前进,继续提升的。

  “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不是藏经整理工作最圆满的水平,也不是最终的结局。正因为如此,所有关心藏经发展的人,关心佛教命运的人,关心中华文明乃至关注世界,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来促进藏经的发展,争取比“标点、校勘版《御制龙藏》”更加现代化的藏经早日的出现,更多的出现,利益更多的人。

  记者:可不可以这么说,《御制龙藏》的出现,开启了佛教教育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尝试?

  体恒法师:其实,中国人对《藏经》现代化整理的尝试,大概从鸦片战争后,东西方文明开始碰撞时,就已经就已经了。比如说近代南京支那内学院与金陵刻经处所做的《藏要》就是将佛教大藏经现代化努力的一种尝试。然后除此之外,近当代还有一些,这里不做过多介绍。近当代的台湾佛教,也做了许多藏经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有一定的成果展现。不过,真正完全、完整的现代化佛教《藏经》目前还没有出现。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在努力。

  随着数量与经验的不断积累,我相信,以后的佛教藏经会越做越好,越来越圆满,期待《中华全藏》的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