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李叔同皈依佛门的佛学指路人

马一浮：李叔同皈依佛门的佛学指路人

二十世纪初世纪更替之际，青春年少、壮志勃发的李叔同开始了他人生中异乎寻常的南下之旅。且不去纠结他南下的具体原由，李叔同从此跨出了他生于兹长于兹、带着他种种儿时记忆、没齿难忘的“天津朋友圈”，踏进了更加广阔、开放、让他可以大有作为的新天地。先是“上海朋友圈”，再是“东京朋友圈”，再短暂回到“上海朋友圈”，最后落脚于“杭州西湖朋友圈”，使他的人生更添浓墨重彩一笔，最后走入了他心向神往的佛门精神境界。

李叔同，从本质上说是个读书人，在国运动荡、文化颠覆、人心崩溃的时代大背景下，他几经浮沉，历尽沧桑，不失理想，最后选择了佛学作为自己人生的新目标、新方向。除了他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思想情感变化等诸多内在因素影响外，儒道佛通晓、研究精深的学者马一浮，对李叔同的影响可谓不可或缺，举足轻重。可以说，马一浮就是李叔同皈依佛门、潜心佛学的指路人。

马一浮，生于1883年4月2日，幼名福田，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别号蠲（juan）翁、蠲叟、蠲戏老人。这蠲字很特别，可以指古琴弹奏指法，也可以作为一种叫马蠲的小虫，马一浮对这个字情有独钟，可见其与众不同的志趣。

马一浮，比李叔同小两三岁，生来天资聪颖，有神童美誉，饱读经书，学贯中西，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他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命运多舛，父母早亡，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因为堕胎去世，马一浮后来终生未娶，孓然一身。马一浮跟李叔同有颇多相似之处，也是一个经历独特、遗世独立、富有传奇色彩、与李叔同相得益彰的人物。

少年马一浮，就有不少传奇故事。他跟鲁迅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同乡，15岁跟周氏兄弟一起参加了县试，他名列榜首。他到美国留学一年，不到任何学校念书，而是到各个书店、图书馆拼命阅读，几乎遍览了西方各种名著经典，并且最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到亚洲、日本和中国。他精通英语、日语等多种文字。更难能可贵的是，马一浮不因为到过美国，就被美国西方文化给迷惑，亦步亦趋，唯洋是举，而是认为美国的体制，唯利是图，根本不懂得义理人心的重要性，完全比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这是出过洋的中国人里十分少有少见的事例。

二十岁“文章风流”的李叔同，在上海与马一浮初相识。后来到杭州以后，两人过从甚密。两人都爱好书法，技艺精湛，又善诗词，多才多艺，颇多同好。李叔同曾经对丰子恺说过，马一浮是生而知之者，博闻强记，满腹经纶，无人可及。

马一浮，潜心研究儒学、佛学，学问精深，堪称近代理学一大家。马一浮认为，佛学与儒学是互通的，“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儒家式的修养与佛教徒的修行，要达到的是一个目标。李叔同本来就注重修身，除了接受佛学知识外，马一浮对李叔同最后决定皈依佛门、潜心佛学，应该是有很大启发的。李叔同十分推崇马一浮的学问，特别在佛学方面，说李叔同视马一浮为良师，应该不为过。曾经目睹马一浮好友彭逊之出家而颇受刺激，李叔同对佛学热情异常高涨，与马一浮的交往更是频繁。1917年，李叔同在写给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1918年正月十五日，皈依佛门心切的李叔同行了皈依礼，当年夏天正式剃度出家。知道李叔同出家以后，马一浮专程到灵隐寺去看望正在受戒的弘一，并随身携带了佛学经籍明末高僧蕅益大师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各一册，赠送给他，为他指点要津的意味显而易见。可见马一浮在佛学方面对李叔同的影响之深。弘一后来承认，他精研佛学是直接受了马一浮的影响。他在后来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里说“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马一浮后来在比较彭逊之和李叔同出家的区别时说：彭逊之“天才高于李叔同”，但彭逊之是因为迷信命理而出家，他不以为然。而李叔同是真心对佛学感兴趣，作为自己的信仰，专心致志，一事不苟，所以“成就过之”。后来，彭逊之因为俗根难断，最后还是还俗了的。

可以说，李叔同浸淫于传统文化氛围特别浓郁的“西湖朋友圈”，特别是跟马一浮的交往，在相互的影响和熏陶下，使得读书人李叔同的宗教气质更加浓郁，最后浓得化都化不开，以致一发难收，以身试法，一往无前，一以贯之，为佛学、佛法奉献了他的后半生，为他自己也为中国近代历史，谱写了惊世骇俗、可歌可泣的篇章。其中，马一浮功不可没，他们之间互相成就，相得益彰，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十分美好、脍炙人口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