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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

导读: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  办学兴教与教育救国,内涵虽有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古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泽东说:“人的因素第一。”以人为本,乃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一切文化,的确...

  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

  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

  办学兴教与教育救国,内涵虽有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古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泽东说:“人的因素第一。”以人为本,乃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一切文化,的确都是人的创造物,佛法更说“一切唯心造”,能创造的主体——人,当然是决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造物的根本。欲扭转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运,须赖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欲振兴积弊丛生、羼弱衰竭的佛教,岂能没有大批有愿力、有德行、通佛学与世学的佛教人才,尤其是历来作为住持佛法主体的僧才。大批人才从哪里来?只有全力办学校培育。

  僧教育的勃兴

  有感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的状况,曾游观欧亚,颇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杨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开办宗教院校的启发,呼吁中国佛教“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伴随着采西方教育体制的新学堂的遍地开办,取新学堂体制的佛教学堂,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与一些长老们为对付庙产兴学风潮而开办僧学不同,杨仁山居士于1908年在金陵刻经处举办的“祇洹精舍”,是一所虽用了佛教旧称,而实以培育弘法人才为旨的真正的新式佛教学堂。此后,办学为兴教之根本,被越来越多的教界人士所体认,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观宗学社、华严大学、汉藏教理院等佛教院校相继开办,至四十年代,国内佛学院校多达数十所。

  杨仁山、太虚、欧阳渐等大德之办学兴教,不仅出于以个人信仰为本的护法悲愿,而且出于佛学救国的爱国热忱。他们从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佛教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着眼,将办学兴教看做救国兴邦不可或缺的大业。杨仁山强调:

  东亚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

  我中华长期以儒释道三教教化,历代尊崇,而佛教衰坏已久,“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1他提议各地寺院提供经费,开设释氏学堂。他自己率先举办祇洹精舍,不仅为本国培养弘法人才,还有为复兴印度佛教输送人才的打算。太虚大师从“以佛法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人间佛教思想出发,以办学育僧为其弘法活动的重点,他的业行中,表现出一种救国兴邦的炽烈爱国热情。

  杨仁山等大德参照西学尤其是日本佛教院校的体制,设计了创办佛教学堂的方案。杨仁山提出从内外兼学进至深入佛学的三级九年学制,设想九年卒业,方可做方丈、说法传戒。太虚大师设计了小学部、中学部、学戒部、大学部、研究部五级制佛学院,以后又提出在佛教办小学、中学的基础上,设律仪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参学处四级九年制佛学院。

  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他们的办学方案未能变为现实,但自祇洹精舍以来的数十家佛学院,率皆改变中国佛教传统的师徒授受式教学法,采用新学体制,课程以佛学为主,兼学文史外语,如祇洹精舍开设佛学、语文、梵文、英文等课。欧阳竟无居士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下设问学、研究、译述、考订、刻经、宣传等部及法相大学,教学与研究、翻译、刻经齐头并进,开设有“佛学五科”(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因明、梵文等课程,教学采用讲演、讨论、指导研究的方法。

  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设专修班、大学部、研究部,开讲的课程除佛学重要经论外,还有印度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佛教各宗派源流、中国哲学、汉语、日文、梵文、英文、藏文、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闽南佛学院开设的课程曾多达五十余门,文化课程有数学、历史、地理、科学概论、哲学、世界宗教、教育学、艺术等。学生多由僧俗兼收转向专攻僧人,由居士主持的支那内学院则主要收在家人。由僧人主持尤设在寺院内的多数佛学院,多实行学修一体化,学生依丛林规范,课诵、坐禅、出坡劳动。

  支那内学院等,亦强调知行合一,以师、悲、教、戒为院训。在注重信仰、愿力的培养与佛法的实践方面,佛学院继承了传统佛教教育的精神,与一般新学校有所不同。

  佛学院的状况、成绩与问题

  出现于经济萧条、战乱连年的旧中国之佛学院,生存大多艰难,多数寿命不长,如祇园精舍只办了两年,北平柏林教理院(太虚创办)成立一年多即停办。维持时间最长的支那内学院,有三十年的院史(1922—1952年)。其停办的原因多数是经费无着。除经费问题外,师资缺乏,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视师、生条件而开设课程,是普遍存在的状况。除内院、武昌、闽南、汉藏教理等几年较好者外,其余佛学院,大多实际上只是佛学培训班。巨赞法师曾向笔者描述过解放前多数佛学院的实况:

  在庙子里拨出两间破房,摆上几张桌凳(有的只有砖头木条搭就的坐凳),请一二老和尚讲讲国文、佛教三字经、弥陀经之类,就叫做佛学院了。

  尽管如此,佛学院还是培育出了数以千计有文化、懂佛学,具备讲经、写作、编刊等能力的佛教人才,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改变了清末僧尼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局面。现代佛教僧俗二界的两面大旗——太虚与欧阳渐,即出自祇洹精舍,仁山、法尊、持松、法舫、显荫、常惺、慈舟、福善、震华、印顺、白圣、芝峰、倓虚、宝静、正果、巨赞、观空、明真、净严、星云等高僧,及陈铭枢、王恩洋等居士,皆出身于佛学院。三十年代以后,弘扬佛法的主导性人物,佛学院出身者逐渐占了多数。

  佛学院尤其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还为学术界培养出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才,近现代在佛学研究上有建树的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李证刚、谢无量、巴宙、张曼涛、谭壮飞、巫白慧、郭朋、田光烈等,率皆曾就读于佛学院。当代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任继愈(师承汤用彤、熊十力)、杜继文、高振农、谈壮飞(师承内院院长吕澄)、方立天(曾听课于中国佛学院)诸先生,也都与佛学院有间接或直接的学问因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协集中力量办了一所“中国佛学院”,十年间培育僧才四百余人。在“文革”浩劫中,该院停办十多年,造成今日佛教人才青黄不接的后果。可叹的是,在“中国佛学院”停办后不久,各地大学也停办数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废学误国的恶果得到反省,科教兴国的口号再度提出,随世俗教育的不断发展,佛学院校也劫后重生,形成了初、中、高三级体制,大陆佛学院目前已多达三十余所,培养出的僧才,正在接续传佛慧灯的重任。港、台两地的佛学院,也有数十所之多。这批佛学院,是未来中国佛教命脉之所系,如同教育事业是未来中国命脉之所系。

  佛学院与一般学校既有同样的体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佛学院面临的问题比一般学校更大:在经费、师资方面,佛学院比一般学校更为困难;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试式、注入式教育及注重知识而忽视人格培养和操作能力的缺陷,佛学院校也普遍存在,作为以培养宗教师为旨的佛学院,在佛法修证方面的薄弱,更是致命的问题。这一问题,太虚大师便曾谋求解决,但至今尚未得到根治。台湾有以培养禅师为旨的禅学院之设,是一可行之策。另外,仅以出家众为培养对象,也过于偏狭,还应有居士佛学院、夜间佛学院、假期佛学院、短期佛学院、专宗佛学院等多种教学体制,以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

  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在二十世纪的首未两度兴起,其间的因缘及兴学、兴教、兴国三者间的微妙关系,是一个值得研讨深思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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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杨仁山居士遗着·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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