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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信雅达

导读:最近读到韩廷杰先生所写与恒毓先生商榷的文章(载《灵山海会》2003年春,总第七期),商榷的内容之一是古代佛经翻译的“信、雅、达”。关于这个问题,恒毓先生是这样说的:“古代的译经大师在翻译佛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译经的规则和标准问题,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最终提出了信、雅、达这一系列译经规范。”韩廷杰先生引用上文后提出不同意见,主要的观点是:我...

  最近读到韩廷杰先生所写与恒毓先生商榷的文章(载《灵山海会》2003年春,总第七期),商榷的内容之一是古代佛经翻译的“信、雅、达”。

  关于这个问题,恒毓先生是这样说的:“古代的译经大师在翻译佛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译经的规则和标准问题,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最终提出了信、雅、达这一系列译经规范。”韩廷杰先生引用上文后提出不同意见,主要的观点是:我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位译经大师讲过‘信、雅、达’,‘信、雅、达’是清末的严复提出来的。……由严复提出的翻译原则‘信、雅、达’,被恒毓先生张冠李戴地安到古代译经师身上,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恒毓先生说由我国古代的译经大师“最终提出了信、雅、达这一系列译经规范”,固然不太妥当。但韩廷杰先生完全抹杀我国古代译经僧人在信、雅、达这些译经规范方面的努力与探索,把信、雅、达的提出完全归诸清末严复,也同样不妥当。

  外来典籍与思想欲在中国传播,必须借助于翻译。而翻译绝非易事。既有两种语言、文字的相互磨合,又有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磨合。信、雅、达这些翻译规范,正是我国古代译经僧人在其译经实践中体会并提出的。

  还在东汉、三国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就出现直译、意译两种倾向。直译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与支娄迦谶。安世高因曾在华游历多年,通晓汉语,所以他的翻译能够比较正确地传达原本的意义。唐代著名佛教文献学家智昇称他的翻译“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开元释教录》卷一)但从总体看,仍偏重于直译,有些地方拘泥于原本的结构,不免重复、颠倒。支娄迦谶的翻译则更是所谓“弃文存质”、“了不加饰”(《高僧传》卷一),甚至不惜采用大量音译,所以比较难懂。意译的代表人物则是支谦。支谦虽是月氏族后裔,但本人生长在中国,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汉文水平也远远高于支娄迦谶等人。他反对过去的直译倾向,翻译时尽量减少音译,删略繁重,智昇评价他“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开元释教录》卷二)不过,也有些佛教学者对支谦的这种方法表示不满,唯恐这样有损经典的原意。

  两种倾向很快产生冲突。关于这次冲突的史实,记载在《出三藏记集》卷七所收的《法句经序》中。该序是我们今天研究早期佛经翻译理论的重要文献。《出三藏记集》称该序“未详作者”,但根据《开元释教录》等资料,我认为它应是支谦所撰。

  为说明问题,下面将该序的原文标点引用如下:

  “昙钵偈”者,众经之要义。“昙”之言法,“钵”者句也。而《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经。

  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伤天下。出兴于世,开现道义。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经,总括其要,别有四部阿含。至去世后,阿难所传,卷无大小,皆称闻如是处佛所,究畅其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惟佛难值,其文难闻。

  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

  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经达。”

  是以自竭(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事均众经,章有本故,句有义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辩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苞者广,实可谓妙要者哉。

  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共广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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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支谦的这篇序言及其他经录的记载,三国吴黄武三年(224),维祗难与竺将炎来到武昌。支谦请他们翻译《法句经》。由于他们刚到中国不久,对汉语不太熟练。所以翻译出来的文字,或者用西域语言表述,或者干脆采用音译。这样的译文,当然很难懂。支谦本来就属于意译派,所以批评他们这样的译文太“质直”,“其辞不雅”。但维祗难认为,对于佛教的经文,关键在于掌握它的意义,而不在于辞藻的华丽。翻译经典,只要能够不走样地表达原义,让读者明白,就可以了。据说当时在座的人都同意维祗难的观点,认为老子说过:“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也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的意蕴是深邃无极的。所以,翻译佛经,“实宜经达”。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直译派占了上风,所翻译出的《法句经》“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这部《法句经》,现在还保存在大藏经中。

  在这里,我不想具体探讨那部《法句经》翻译的得失;同时,我以为这次争论的意义也不在于那一派暂时占了上风。如序文所示,意译派的支谦批评译文“其辞不雅”,而直译派的维祗难等人以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为依据,主张“实宜经达”。所以,这次争论的关键,在于双方在这次争论中已经正式涉及到被后代译人认为最高翻译原则的“信、雅、达”等基本范畴。这说明我国当时的翻译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两种语文的对译,若干技巧的探讨,而是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此,我国佛教的翻译实际就是沿着如何调和直译、意译,向着真正做到信、雅、达的方向前进。

  回到韩廷杰与恒毓两位先生争论的问题上。

  如上所述,早在三国时,佛教的翻译家们已经在翻译实践中接触到信、雅、达等范畴。但这里也应该指出,当时既没有把这三个范畴提升到翻译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更没有把这三个范畴当作一个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来规范全部翻译活动。当时,与它们同时被提出的还有“义”、“美”、“言”、“意”等范畴。其后,在长期的翻译活动中,我国古代的翻译家不断实践,不断探索,最终由严复总结前代的经验,正式归纳出“信、雅、达”这翻译三原则。因此,从我国的翻译史的全部历史看,恒毓先生所谓古代译经大师“最终提出了信、雅、达这一系列译经规范”,韩廷杰先生所谓我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位译经大师讲过‘信、雅、达’”都有点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