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宗教古籍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重视宗教古籍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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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国家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全国古籍及其保护情况作全面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加强古籍书库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修复、培养高水平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国古籍得到全面保护。这一计划的启动,令人兴奋。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为主干、佛道为羽翼的局面,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之鼎。与此相适应,古代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独立编目、自成体系。历代王朝沿革虽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别庋藏的传统不变。

　　由此,经史子集本属儒家典籍,由儒家知识分子收集、整理、编目。如套用“佛藏”、“道藏”这样的名称,可称之为“儒藏”。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佛、道两家,儒家的图书管理者不能无视,便在子部内设立“释家类”、“道家类”收纳两家典籍。但不收佛教的大藏经与道教的道藏,且着录的佛、道书籍,往往因采访者个人兴趣与当时的采访条件,有很大随意性。因此,历代《经籍志》、《艺文志》虽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实际并不能反映那个时代佛教、道教典籍的真实情况。

　　与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释道三家的图书也分别庋藏。儒家的学宫书院收藏四部书;释道的寺庙宫观收藏本教典籍。与四部书收有佛、道典籍相应,寺庙宫观往往收藏儒家典籍。敦煌遗书原是佛教寺院藏书,其中就有不少经史子集类着作。这充分说明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

　　宋明理学兴起后,儒家知识分子一直占据着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佛道两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自然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刚性僵化的一面。就四部书体系而言,绵延1000多年,没有大的改观。如清代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对佛道着作的收录就非常单薄,受到后代陈垣等着名学者的批评。宋以后私人藏书兴起,藏书家大抵为儒家知识分子,藏书的着录体系均沿袭四部书。这样,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公私藏书的四部书体系,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化范式。由此形成的风气,逐渐浸润于全社会。对这个范式应如何评价是另外的事,但这个范式对我国古籍的研究与保护,却是有利有弊,且其流弊至今犹存。

　　举例而言,虽有梁启超、姚名达、王重民等先贤倡导在先,但至今我国不少论述古代目录学、古代文献学的着作,言必称四部书,对佛道两家视而不见。其实,唐代佛教目录学水平雄踞于当时我国目录学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书目录学水平,都未达到唐代佛教目录学的高度。直到清代朴学兴起,差可与唐代佛教目录学比肩。讲古代目录学、文献学而舍弃佛道两家,未免有抱残守缺之嫌。此外,目前我国各图书馆古籍部门,均沿袭四部书体系。因此,当涉及古籍普查与保护一些重大项目时,虽条文中已将宗教类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书范式的束缚,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宗教类古籍。

　　把古籍框限为经史子集体系,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现存古籍的实际。

　　写本是刻本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典籍最主要的流通方式,敦煌遗书可谓现存古代写本的代表。敦煌汉文遗书年代跨度从东晋到北宋初年,全世界共约5.8万号,国内约存1.9万号,其中90%以上是佛教、道教典籍。因此,以敦煌遗书为代表的写本无疑应是古籍普查与保护的重点之一。此外,北宋时期的写本大藏经、历代的金银字写经、血经、名人写经等等,无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都应该纳入普查与保护的范围。

　　就刻本而言,众所周知,现存最早的为唐代刻本,大多是佛教典籍。宋元(含辽金)刻本从来被古籍版本界认为是翘楚白眉。现存的宋元(含辽金)汉文刻本,无论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就国内收藏而言,佛教典籍的数量都要超过四部书。

　　就书籍装帧形式而言,中国以纸张为载体的书籍,早期曾出现过卷轴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梵夹装。实物证明,除粘叶装(现存英国的盛唐写敦煌遗书《文心雕龙》)外,其他如卷轴装、经折装、缝缋装、梵夹装等,现存最早的样本,都是佛教典籍。

　　因此,在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时,我们要防止用四部书范式来框限古籍的倾向,要重视宗教古籍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它的保护。

　　强调保护宗教古籍,还在于目前我国宗教古籍的现状甚堪担忧。

　　首先,历经磨难,宗教古籍数量急剧减少。就笔者比较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认为典籍是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传统甚为重视修经造藏。所以,古代流行的佛教典籍甚为丰富,有“浩瀚于九流”的说法。但因各种天灾人祸,真正能保存下来的不过九牛一毛。以中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北宋《开宝藏》为例,全藏数千卷,当初印量甚大,颁赐国内寺院,分赠周边诸国。但现在全世界只存10余卷,成为稀世国宝。

　　其次,缺乏完整着录,家底不清。以宋辽金元写本、刻本为例,我国现存宋辽金元本四部书虽亦有遗漏,但大部分均被着录;而宋辽金元佛教典籍,除少量被纳入各图书馆四部书体系,大部分至今缺乏完整、正确的着录,有的甚至连基本目录也没有。

　　再次,保存条件堪忧。除了图书馆、博物馆外,宗教古籍主要保存在庙宇寺观。各地的庙观因条件不同,古籍保存的情况也不同。不少寺院目前藏书的条件非常令人担忧,古籍残破问题也相当突出。

　　因此,国家这次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宗教类古籍纳入其中,是非常重大与及时的决策。

　　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古籍整理与保护中,对宗教古籍已经予以特别的关心。正因为当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大力支持,由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藏)才得以顺利完成。现在,有关领导多次强调要重视敦煌遗书等古籍的普查与保护。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把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天主教等宗教古籍的保护真正规划起来,落实下去。当然,古籍保护不仅是图书文博部门、古籍善本单位的事情,也是全民族的大事;宗教古籍的保护,更是各宗教的大事。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普及古籍知识,提高全民族的古籍保护意识。

　　当今,媒体的社会导向作用越来越大。希望媒体积极、正确地宣传古籍保护。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正确引导民众的历史自豪感,树立文物意识、公民责任意识,而不是单纯追求附着在古籍上的经济利益。希望通过正确的社会导向,形成以保护古籍文物为荣、不保护古籍文物为耻的社会氛围。诚如此,则民族幸甚。

　　摘自: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