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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处世思想探究

导读:...

慧能处世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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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坛经》不仅是禅宗六祖慧能说法的记述,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慧能主张“佛性真如”,本自清澄。肯定了“见性成佛”的认识,强调了世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而提出了人人皆可成佛的基本思想。这就把传法的对象,惠及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庶民百姓。在实践中展现了慧能的处事方法,发人深省。禅宗作为深入人心的宗教,其最大的特质是慧能长期潜行社会的底层,感同身受、体察入微。六祖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考察,从本质上认识人、了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人认为禅宗到六祖,对于社会从总体上看,还是以退避山林,亲修实证为特征。事实上,既然在教义上明确提出了度一切众生离苦海,那么在实际上,就必然要面对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回答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中国佛教的历代高僧,很少有不谙世事、不解人意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都是长于教化的心灵诱导师,人际交往的楷模。六祖慧能同样如此。否则,就无法理解禅宗作为当代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宗派,何以能一花五叶,声播海外。如果没有慧能直指人心、定慧双运的弘法,没有经慧能大力提倡的在衣食住行中的悟道方式,也不会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一、 处理好政教关系,圆融传统儒学

  禅宗在发展中,必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关系,这和佛教的生存息息相关。政治直接体现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佛教作为信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表现出人生的价值取向。佛教同样要感受时代风云的变幻,要与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互融合。正如东晋高僧道安,在总结汉地政教关系时所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当佛教有益于社会和谐,与统治者的基本利益一致,就会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得到发展。慧能对这一问题,是十分谨慎的。《坛经》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开缘说法”是应“刺史官僚”之请进行的。这等于把六祖大师和当地官员的关系和盘托出,是“承此宗旨,递相传授”。不仅如此,“儒士”,亦“有所依约,以为禀承”。(2)可以看出,慧能在弘法实践中不但要得到官员的支持,还要和中国传统儒学相互圆融。这在佛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充分地反映出慧能对中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领悟。传达出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六祖慧能的弘法,与当地的管理者做到了相互沟通,得到了地方政权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进的。处理好佛教与政治以及世俗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佛教在汉地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关系,也是每一位弘法高僧都必须面对的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慧能自觉地把对教义的深刻理解贯彻到传法的实践中,自觉地把佛教从山林走向“城中大梵寺”。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佛教传播的平台,“僧尼、道俗一万余人”同时闻法,是慧能正确处理政教关系,主动承担起如来家业的最好说明。把佛教的兴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联系在一起,将佛教的传播与统治者的支持相结合,是慧能处世思想的基础。表现出六祖慧能作为一位杰出的一代宗师,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力,对政教关系超凡的洞察力,对我们今天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协调好佛教传播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必须解决好于本土文化的相互关系。唐代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开放的社会,在思想上能够做到兼容并包,共同繁荣。开元三十三年(725),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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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高僧传·释道安传》《大正藏》50册,第352页上。

  (2)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1页。

  对《孝经》、《金刚经》、《道德经》的注释,标志着唐代儒释道三教相互圆融局面的形成。在慧能(638—713)所处的唐高宗时期(650—684)以及武则天统治时期(684—701),儒释关系在总体上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自成体系、同中见异、圆融和合、相互促进。儒学以“入世”为价值取向,以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展现了热情向上的情感特征,体现出关心人、爱护人,让生活更美好、人生更幸福的价值理念。佛教却超越了世俗的观念,探索的是解脱一切人生苦难的道路,对于现实世界的利禄功名、荣华富贵都采取了扬弃的态度。但这却丝毫也不妨碍佛教以人为中心,教化众生的认识,佛教以人的生、老、病、死,为考察的出发点,通过如实观察的“反观内照”,领悟一切无常,一切无我,人生是苦的教义,把对人的关怀化为理想境界的追寻。儒释两家学说虽有不同,但都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都是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都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过积极影响。六祖慧能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和文化传承,创造性地运用了圆融不二的处世方法,反对相互对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佛教参与生活,融汇主流文化,共同发展的新思路。

  二、 把握机遇,敢于担当

  六祖慧能开宗立派,创立南宗禅。这与他敏学好思,能够把握历史机遇,亲近善知识;不卑不亢,众生平等;隐忍务实,行为低调的处世哲学密切相关。缘起论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皆由因缘而生,一切事物从本质上看都是瞬息变化,相互依存的,因缘灭则现象灭。因此,一切皆如流水、瀑布、旋火轮、变幻不已。人生在世,如果不能把握机遇,因去缘散,时过境迁,则悔之晚矣。慧能之所以从底层脱颖而出,与他好学敏行的处世原则息息相关。他在卖完柴后,“忽有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1)慧能把握了这一将影响他一生的机缘,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慧能怀着大,感者深,立志佛法,心存高远。从此,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应当说,如果慧能没有一心亲近善知识的强烈愿望,没有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缺乏弘法传教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远赴千里投师问道的。汉地历来十分重视师承关系,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修持佛法若无明师指引,就如在大海航行中没有舵手一样,会失去方向。

  大乘佛教认为,得遇善知识,是大因缘。善者,于我有益,导之以光明前途者,闻名为知,见形为识,知识者能益我菩提之道,洞晓万法如幻,领悟只在一念之间。认为如果不能遇到善知识的指导,个人的修行很容易误入歧途。慧能一生在亲近善知识的问题上,从不含糊。

  1、 拜弘忍为师,妙阐佛性平等

  众生平等,佛性不二,人人可以悟道成佛,是大乘佛教最具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的学说,其价值在于能启发人的自我意识,反观生命的本质。大乘佛教在为人处世、社会交往中,主张人皆平等的原则,反对尊卑有序、上智下愚的等级制度。佛教认为人虽然有着各种差异,如男女之分、高矮之别,但本自真如,皆有成佛之本,只要去妄归真,由迷转悟,皆可脱俗转圣,成就道果。这也是佛教在中国能够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慧能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他不远千里,一路劳顿,风尘仆仆地拜见弘忍,见面后:“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大师欲更共语,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遣慧能于碓

  房,踏碓八个余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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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4页至第5页。

  (2) 同上,第8页

  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包蕴佛理,机锋并现,暗寓玄机。把慧能的处世、为人、心志、根机都坦露无遗。

  开始,弘忍问慧能是哪里人,到这里作何事?这都是常理。慧能的回答,却使弘忍心中难免为之一振。“求作佛”一句,会令阅人无数的弘忍大师,心中激起无限心潮。说这样话的人,如若不是无知,即无知者无畏之人,就是心怀高远,敢于担当的大愿之人。人人都想脱离苦难,成就佛果,但想一步到西天谈何容易。弘忍七岁随禅门四祖出家,大兴禅风,在东山的声望,已逾群峰,安敢自诩“成佛”?因此,弘忍对这个岭南猎户示之以告诫。弘忍对慧能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你来自文化不发达的岭南地区,常年在山中捕猎打柴,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多,哪会知晓作佛的道理。

  二是作佛是要有大因缘、大根机的,没有大智慧的人是难以担此重任的。从而就自然流露出轻慢的态度来。

  接着,慧能的回答,足以使弘忍震撼。人分南北,佛性无南北,我与大师不同,但佛性无差别,表现出了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针对提问,当下立判,毫不迟疑,根机自现。透露出慧能在面对人生选择的重大时刻,能够力阐法理,勇于承担的处世理念。通常,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诚恐诚惶,手足无措,表示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不知佛门深如海,不懂成佛需修持,让大和尚取笑了。

  另一种则是自认失言,说明自己的本意是跟随师父,学习佛教的义理,能够去苦得乐,由迷转悟,恳请大师不要见怪。

  总之,一句话。给我一次机会,给我这个千里迢迢,来自岭南的獦獠之人一个栖身之地,收下我这个徒弟。

  佛性之辩,涉及到法门兴衰,禅门法脉传承的重大理论问题,绝非两语三言所能交代清楚的。同时,作为一位高僧,对慧能既是答复,又含诘问的立场,鉴于环境虽不便再作讨论,但也必须表明立场和态度。收下这位来自岭南的徒弟,就是弘忍的立场;遣慧能去碓房作务,进一步考察,就是和尚的基本态度。

  2、 传承衣钵,当仁不让

  慧能在东山辛勤劳作,不为人所关注。但修持在劳作之中,悟道于生活之中。八个月后的一天,弘忍叫来弟子,说:“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 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急!”(1)在弘忍看来,付法是头等大事。自禅门东渐,初祖菩提达摩在少林寺禅修,慧可“立雪断臂”,方有祖师付楞伽法门,开禅宗首次“传灯”,再传三祖僧粲,四传道信,传至弘忍已是五代衣钵。弘忍使禅门大启,成为中国禅学的主潮。连武则天亦谓:“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2)五祖在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就考虑到法脉传承的问题,可见他眼光远大,无私无畏。这时,弟子们却自有算计,认为这是上座神秀教授师的事,于旁人无涉。神秀却在心中盘算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呈上偈语,恐师傅疑“夺其圣位”;不呈则“终不得法”。最后,在夜半三更时,悄然在墙壁上题偈。将禅门如此大事处理的十分猥琐。慧能从一童子口中得知神秀所题之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之后,即请人题偈于壁,谓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又一偈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3)人们称慧能的偈为得法偈。其实,二人的偈语是互为因果的,虽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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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9页。

  (2)《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册,第1290页中。

  (3)同(1)第12页至16页。

  致使五祖决计将法脉传于六祖慧能。但我们考察其传法的过程,神秀与慧能两人的处世态度,对禅宗传承的重视,都是不可比拟的,同样高下立判。慧能对禅法的领悟最透彻,对佛教最诚心,对传承禅缘视如生命。因此,志在必得,当仁不让。

  三、 坚忍不拔,潜行隐忍的处世风格

  慧能出身贫寒,历度人生艰辛。在传承法脉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东山碓房的八个月劳作,不着声色都体现了慧能坚毅、沉稳的为人特质。事实上,在长期弘法的日子里,如若不能行事低调,虚怀若谷,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是不可能服众的,也无法弘扬佛法,创立南宗。慧能作为一代宗师,除了具有一般高僧的品行,还在处世与人交往中展示了他独具的个人魅力。表现在:

  1、 礼让隐忍,突显意传妙道、以心传心的禅法渊源

  离开东山的慧能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局面。在归途上,曾任过三品将军的僧人惠顺,要取法脉衣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予理会是不可能脱身的,慧能以理服人,以退为进,宁愿交出传法信物。这样,对于同处于禅门的惠顺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抉择。如果接了信物袈裟,仍然不放过慧能,于情、于理、于信、于不妄语的戒法皆相背;如果接了袈裟,放了慧能,这会犯了禅门大忌。因为,东山法门高标于世的禅法是唯意相传,其方式是一对一,俩人之间的“与法”“意传”,不取法之要义,但索和尚衣物,这与强盗劫掠何异?因此惠顺当即表示自己是为得法而来的,不是为了衣物。这样一来,俩人之间的角色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师与徒、教与学,传法与受法、传乎心地中的师承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达到了团结门人,化解矛盾,化险为夷的效果,而且突显了法脉渊源,成为慧能传承衣钵后,首次成功的弘法实践活动。

  事实上,六祖慧能潜行隐忍的气度禅风不仅在成为一代宗师前,屡屡助其排忧解难,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帮其脱离困境,不受束缚。武则天在改国号为周,正式登基后,力邀慧能赴东都洛阳弘法。慧能保持了禅宗退避山林,不供于庙堂,栋梁之才必出于幽谷的处世理念,把佛法传播给众生,将禅缘广结于民间。六祖惠能一再婉拒了武皇的延请,始终不松口,最终不得已交出了五祖弘忍传给他的信物袈裟,表示物到即心到。这样,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使地方官吏可以为慧能开脱;又让女皇无话可说,了却了心愿,使相关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让大家都皆大欢喜。

  2、砥砺心志,潜行于民间

  慧能当年秉承师命:“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1)慧能回到岭南后,一度在四会、怀集两县的交界处“避难”,这一段时期是他混迹山林,隐形于樵夫,猎户之间,心研佛法,深入社会底层,成就法业过程里最为艰苦的岁月。尽管对于慧能隐居时间,有不同说法,但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无奈。试想,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行者,一个贫穷的山民,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不识字的人,却又志存高远,心识超俗,承东山法脉,继禅宗衣钵。其处境和担负的佛教重任实在是差距太大。不管是五年说,还是十六载论,(2)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是一位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自始至终都生活在民间的一代宗师。

  四、慧能处世思想的一点启示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佛教要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都要深深地根植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纵观佛教史,凡是处理好政教关系的历史时期,就是佛教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今天,处理好佛教和政治的关系,使佛教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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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20页。

  (2)参见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82页。

  的思想资源,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是我们教学两界都要思考的问题。任何一种脱离了广大的人民,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宗教,都会犹如离开了生存土地的大树,必然会枯亡。佛教同样如此。学习慧能大师忍辱负重,敢于承担的处世思想,继承他崇尚平等,热爱人民,始终服务民间的传统,对于佛教的发展,佛学的深入,都具有深刻地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