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湖南佛教的深厚法缘-学典国学网

太虚大师与湖南佛教的深厚法缘

　　内容提要太虚大师的出家和成长与湖南法师有深厚法缘。湖南高僧敬安、道阶等在生活、健康、意志、修持、佛法方面倾力呵护，对其成长至关重要。湖南僧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太虚大师复兴佛教大业；太虚对湖南佛教僧才教育、佛学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推动和护持，其佛教革新运动在湖南十分活跃，成果丰硕。

　　关键词太虚敬安湖南高僧佛教革新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和先驱。其出家、成长和成就与湖南高僧、居士有十分深厚的法缘。本文对太虚与湖南佛教界的深厚法缘进行一番梳理，探讨其间的内在联系。

　　湘藉高僧呵护的殊胜因缘

　　精心抚育——奘年法师与太虚大师1905年，十六岁的吕淦森只身来到上海，本来要乘船到普陀山出家，结果“匆乱中上错了去苏州的轮船”而中途在乎望登岸，以便第二天改乘返上海的轮船。在乎望，吕淦森信步来到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决定在此寺出家。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法师收淦森为弟子，依临济派下取法名唯心。稍后，士达法师领沙弥唯心到宁波镇海团桥头玉皇殿见师公奘年法师。奘年为唯心起了“太虚”、“玄冲”等几个名字，在韦陀像前抽签，得签语“此身已在太虚间”，决定用太虚为表字。此后，太虚大师依师公奘年法师住。

　　太虚大师的师父士达（1877—1943），法名弘量，湖南人，光绪十八年（1892），在衡阳罗汉寺从奘年法师出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江浙，曾住持上海敬心寺。士老不拘小行，而持诵甚虔。民国三十三年（1943）无病卒，年六十七[1]。

　　奘年（奘严），法名宽妙，湖南人，光绪十四年（1888）在湖南衡阳东洲罗汉寺出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宁波天童寺参禅，以宁波为第二故乡。这位来自湖南的奘年法师自太虚大师初人佛门，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支持着太虚大师。

　　刚出家的太虚正患疟疾，身体虚弱。奘年法师对太虚极尽慈爱与呵护，求医买药，精心调理，太虚多年的疾病痊愈。太虚大师在《自传》中写道：（光绪三十一年）这年冬天，奘老朝峨眉山回甬，买了好些滋补的参药来给我吃，我多年的疾病痊愈了，色身也更加发育长成，获臻健康。

　　奘年法师带太虚到天童寺受戒，为太虚亲近八指头陀、道阶等高僧创造条件。戒师寄禅敬安，尊证道阶法师都是来自湖南的高僧，后来对太虚的成长及事业多有影响。受戒圆满，奘年法师设素斋礼请寄禅推介太虚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修习。寄禅敬安亲自修书介绍太虚大师到宁波永丰寺依水月歧昌修习佛门礼仪和佛法经典。在这里，太虚法师受到规范而严格的仪轨训练和经典修习，对太虚今后的成长有良好影响。

　　当太虚成长过程遭遇挫折时，奘年法师不离不弃，尽全力帮助他、鼓励他。辛亥革命后，经历过“黄花岗起义”、“金山寺事件”、尤其是寄禅敬安遽然去世等重大变故，太虚的改革主张在教界没有得到积极支持。困惑之中，太虚来到普陀山，在了余和尚、诗友豁宣的支持下，决定闭关清修。太虚闭关，奘年老法师全力提供各种条件，安排信心居士赠太虚大师一部《频伽藏》，带工役一名专照料太虚生活，侍役的工资及闭关期中零星的需用，由信心居士供给。三年关房中，太虚坐禅、礼佛、阅藏、写作，研习台、贤、禅、净、三论各宗着述，及《楞严》、《起信》等诸多佛教经典，旁及诸子哲学纲要。习禅修行，智慧得以启迪，心智透脱无滞。

　　出道之后的太虚大师法务繁忙，所住持的寺院无暇照顾。师公奘年、师父士达代为打理。1924年，太虚大师与寂山、仁山、让之、守培、智光、晴峰、常惺、象贤等，抵泰县光孝寺。太虚大师开讲《维摩诘经》。奘年老法师专程从宁波来听经，法会传为盛事[2]。教界德高望重的奘年老法师对太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太虚大师对师公的感情深厚；，经常到师公处看望，偕师公游雪窦，与师公诗词唱和。1946年1月，太虚大师在浙江宁波逗留，礼奘老，解常佩玉块亲为奘老悬于胸前，作《奉奘老》，为大师最后诗篇：

　　吃亏自己便宜人，矍铄精神七四身。

　　勤朴一生禅诵力，脱然萧洒出凡尘！[3]太虚大师《自传》对师公奘年多有记叙，如：

　　奘老道心甚好，又极其忠厚谦和，待我尤极慈爱。见我有疟疾等病，携我至镇海城就医吃药，医了一二月，身渐健康，始陪我往天童寺求戒。

　　太虚大师幼时家计艰辛，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外祖母的慈爱、教养，是大师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亲人。出家后，师公奘年爱护与外祖母难分轩轾。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写到：“奘老护念大师甚切，外祖母外，一人而已[4]。”

　　奘年老法师的生平资料留下不多，仅从《太虚自传》、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中可以找到少量的事迹。从他对太虚的照顾护持，可以看出奘年是一位慈悲可亲而又有广泛法缘的法师。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还记叙了奘年老法师护持圆瑛法师的佳话。1908年，圆瑛法师以事触宁波县知事怒，被判驱放回原籍。奘老济之以旅资，且代为枷系，伴送至上虞。光绪末，宣统初，圆瑛大病数月，奘老亲为护侍[5]。

　　奘年对圆瑛、太虚两大高僧的悉心培养和呵护，足以证明奘年老法师慈悲胸怀，对佛教人才的培养贡献非同一般。

　　铸成高迈僧格——寄禅敬安与太虚大师1905年11月，小沙弥太虚由师公奘年法师带领，前往宁波天童寺受戒。太虚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年去进堂受戒，是在十一月二十前，传戒和尚就是讳敬安字寄禅的八指头陀。初见他奇伟的形貌，听他洪亮的言音，便起敬畏。”[6]

　　寄禅敬安（1852—1912），俗名黄读山，清末着名佛教领袖、爱国诗僧。1877年，敬安法师在宁波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燃二指，剜臂肉燃灯供佛，自号“八指头陀”。寄禅法师是湘省着名高僧，担任过湖南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山资圣寺、长沙上林寺住持。光绪二十八年，宁波天童阙席，首座幻人率两序头往迎。和尚辞上林至天童，择贤任能，百废俱举，夏讲冬禅，郑重佛法，天童得以中兴。寄禅敬安为佛法敢于献身，不畏强暴，性格刚毅，是首任中华佛教会的会长，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众望所归的领袖。寄禅敬安对中国近代佛教另一卓着贡献就是对圆瑛与太虚两位佛教领袖的培养与影响。

　　太虚大师出家之初就亲近寄禅敬安，亲聆教诲，常侍左右。寄禅敬安言传身教，其高迈槽格，对正处于成长时期的太虚大师影响巨大。寄禅敬安在戒堂上，太虚的天赋与潜力被寄禅敬安发现，以法器相许，寄予厚望，“尝召之至丈室，端容霁颜，缕告以生平所经历事。并述孟轲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勉余习劳苦而耐枯冷”。[7]

　　为了增加太虚大师的阅历，锻炼才干，寄禅敬安经常带太虚参加佛教的重大活动，如寄禅主办宁波僧教育会，太虚、圆瑛、栖云均参与活动，这是大师从事佛教运动的起点。寄禅和尚应江苏省僧教育会之邀，参加在镇江金山寺的成立大会，太虚大师与栖云随行，各有演说[8]，并同游苏州虎丘。宣统三年，各地推行地方自治，占寺夺产之风益急，诸方集会上海，商推寄老进京请愿。此行原计划由太虚随行。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寄禅老法师召太虚参加。由此可见，寄禅和尚对太虚大师的着意栽培与锻炼。

　　太虚大师把寄禅法师作为楷模，充满敬仰。太虚在《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中写道：

　　和尚血性人也，有大慧果、紫柏可忠义菩提风。

　　和尚于扞卫佛教，尤能以圣天法琳为帜志。

　　和尚慨国政之棼乱，悯佛教之凌夷，力排众议，以兴学卫教倡，登高一呼，翕然呼

　　应，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于是僧人皆自办僧学，设立僧教育会，浙省之有佛教学

　　校自此始。

　　惟环顾僧界，魄力之雄厚，志愿之坚毅，未有能仿佛和尚者，大人僧界复谁是……

　　1912年，寄禅老法师为护持寺产，圆寂于北京法源寺。噩耗南来，大师作《心丧八指头陀》：

　　相随学道白云层，棒喝当头领受曾。

　　从此更无师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绳！

　　万树梅花竟埋骨，一轮明月孰传心？

　　遗诗自足流千古，翠冷香寒忆苦吟。

　　挽和尚联曰：

　　三十年佛教历史，与师皆有关系。

　　在寄禅和尚纪念会上，太虚激愤已极，提三大改革主张，在佛教界激起巨浪。太虚撰《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介绍寄禅和尚的事迹。

　　寄禅和尚对太虚一生的影响至深，乃至太虚在迷惘困惑之际，曾一度沮丧而生退转心时，是寄禅对他寄予的期望与勉励鼓舞着太虚坚持下来。

　　太虚大师《自传·七民初间思想行动的不安定》叙述道：

　　民国初年，我二十四岁，以所办佛教协进会的失败，继以八指头陀的逝世，对于佛

　　教的前途颇抱悲观……对于佛教已若即若离；然终不与佛教绝缘者，则道谊上有八指

　　头陀曾唤我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一章以勖，及豁宣、昱山的时相慰勉，而奘

　　老的待我始终温和护惜，亦为一种深厚的关系。

　　导人佛法堂奥——道阶法师与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一生着作宏富，佛法贯通，与他出家之初接近严师，受到良好的教育训练，打下坚实基础有很大关系。

　　太虚出家后学习佛教经典与教义，首先是启蒙于永丰寺歧昌和尚，继而在天童寺受教于道阶法师受益匪浅。

　　道阶（1870—1934）湖南省衡山县人。在衡阳着名禅院岐山仁瑞寺闭关两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北京为湖南耒阳金钱寺请颁《大藏经》。道阶法师是近代佛教改革运动的得力法将。宣统二年（1910）在北京广济寺成立僧自治研究会，与李翊灼等数十人建立佛学研究会于象坊桥观音寺。1911年发起建立中央佛教公会、佛教僧林会。冬，被钦定为法源寺住持。民国元年，任以寄禅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机关部理事长。发起并主编《新续高僧传四集》。民国14年（1925）秋，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被举为副会长。道阶法师曾两度赴印度求舍种利，考察佛教遗迹，周游东南亚，带回一批珍贵佛教文物，民国23年（1934）3月15日卒于南洋怡保三宝洞，终年65岁。

　　道阶法师得默庵法师的真传，禅教双融，谙悉律仪，持律精严，成为禅、讲、戒兼能的着名法师，

　　默庵法师，湖南衡阳人。清末，南岳佛教遭受严重破坏，与淡云法师一道发愿恢复南岳五大丛林，为中兴南岳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默庵法师是湘僧近百年来最有学行者，敬佩智旭法师的学行，多宗兼宏，尤善天台、慈恩宗义。晚年住持南岳祝圣寺，从学者常数百人，清末湘中法师大都出其门下。默庵着作等身，有《教观纲宗释义纪》、《楞严易知录》、《续人天宝鉴》、《阅藏日记》、《唯识劝学篇》、《法华便蒙解》、《金刚经刊定记会本》、《近僧纪略》、《重修乘云宗谱》等[9]。

　　默庵法师往生于1902年，他的衣钵传至道阶。

　　道阶法师在南岳随默庵阅《大藏经》，遍学天台、贤首、慈恩、禅、律各宗教义。默庵对学子钳锤锻炼非常严格，道阶法师在默庵法师座下经严格培养，佛学造诣日渐加深，擅长讲经，曾在湖南多所寺庙讲过多种经典，如《法华经授手》、《弥陀要解》、《二时课诵》。光绪末年，道阶法师三次受宁波天童寺请讲《弥陀便蒙钞》、《法华经》、《楞严经》，受宁波七塔寺请，讲《成唯识论》，听众踊跃。“国中土大夫咸颂之曰‘晓钟\’，谓公之说法如破晓霜钟能警觉人之甜梦也”。[10]

　　太虚大师在天童寺受戒，道阶法师是尊证。戒期烧伤疤时，道阶亲自前来护持。与寄禅和尚一样，道阶法师发现太虚的资质潜力非同一般，对太虚寄予厚望。道阶向太虚介绍湘中高僧法琳时，称太虚具有法琳的潜质。

　　太虚十八岁那年夏天，到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妙法莲华经》。听《大佛顶首楞严经》后，曾复讲“十如是”章。太虚异乎常人的表现受道阶法师器重，命住在禅堂的太虚移住法师寮，司检查经书的专职。太虚在法师寮有机会阅览道阶法师所携各种经书，《弘明集》、《广弘明集》、《法琳传》等护教文献，远植日后弘护佛教之因。饭余，道阶法师为太虚等讲《教观纲宗》、《相宗八要》。“与公浸稔，尝昕夕侍从数月，公每称我有玄奘、窥基之资，诲之独勤”。[11]

　　道阶法师是太虚研究教义，研究唯识等佛学的引路人。太虚在道阶门下打下唯识学基础。

　　会昌法难后，典籍散佚，唯识学长期沉寂。清初云峰、高原、通润、广承、大真、智旭、王肯堂、王夫之等人着书阐发唯识义理。清末民初，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识学研究呈现复兴的景象。其中，湖南默庵、道阶等研究和宏扬唯识学有不俗的成就。太虚大师对默庵与道阶法师唯识学贡献评价很高，认为，“慈恩宗义重光震旦，公与默庵法师为力亦多也”。

　　太虚与革命僧栖云法师

　　栖云，俗姓李，湖南人，秀才出身，弱冠出家，从敬安法师参学多年。不久，离开敬安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接触到革命党人，加人同盟会。后来，栖云随徐锡麟、秋瑾回国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太虚大师与栖云相识于小九华寺，在栖云的影响下，太虚大师阅读了宣扬革命的书刊，接触到革命思想。1910年，太虚与栖云同赴南京杨文会的只洹精舍求学，又有同学之谊。稍后，栖云好友释月宾请栖云南下广州担任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栖云邀太虚同往广州弘法，在白云山安住下来，遇旧友肇庆兵备道易顺鼎，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太虚在广州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游，广受欢迎，被推举为双溪寺住持。因为栖云的因缘，太虚大师与众多革命党人过从甚密，经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与活动，他所住持的双溪寺时常有革命党人来集会。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朝廷抓捕革命党人，栖云被捕。清军在栖云住处发现了太虚的《吊黄花岗》诗稿，派重兵到白云山抓捕太虚。太虚先机而动，逃过此劫。太虚与栖云的交往，使太虚亲身经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革命党人粗豪放浪的大无畏气概，敢以人魔、敢以涉险的勇气豪胆对太虚大师也有大的影响，太虚大师在佛教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与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鼎力支持共擎一盏灯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改革佛教，复兴中国佛教。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兴办的佛教事业有多种：出版佛教刊物《海潮音》，为培养佛教人才兴办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的两项佛教事业，得到湖南僧俗两界的鼎力支持与热情参与。

　　善因法师（？—1947），湖南湘乡县人，笔名笠居众生。出家后依湖南高僧点石尊美受具，依止南岳淡云和尚六年。民国伊始，应长沙吴雁舟之邀，供职湖南佛学会二年。善因法师一生为佛教教育贡献巨大，曾受灵涛法师礼请，任教于南岳佛学讲习所前后二十余年。当时，僧才教育没有合适的教材，善因法师编《初等佛学教科书》、《中等佛学教科书》内容包括佛教历史、佛教教义、制度等，这套教材送中国佛教会审定，于1933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流通。

　　民国初年，太虚道誉日隆。太虚大师提出的改革主张是新生事物，教内很多人不能接受。湖南佛教界对太虚的态度有分歧，一部分法师持批评意见，称太虚为“革命和尚”，有的甚至认为太虚那一套不是佛教，流言很多。民国七年（1918），太虚在上海创办觉社，发行《觉社丛书》，善因是《觉社丛书》的读者并作者。善因法师在申请加入觉社的《志愿书》中写道：“今闻贵社成立于沪，所立社约皆善因生平之所祈者，敢不极表同仁列名以希加入欤？”

　　民国八年（1919）10月，太虚大师改《觉社》季刊为《海潮音》月刊。太虚大师事务繁忙，无暇兼顾《海潮音》编务，请善因担任《海》刊编辑。“海潮音月刊之出，善师实与有莫大之法缘，故第二年之海潮音即归善师编辑了”。[12]

　　次年10月，太虚大师在武昌的“湖北省教育会”开讲《楞严经》。善因从湖南赶到武昌，于省教育会随众听讲。善因与太虚大师一席交谈，颇为相契。大虚为他介绍武汉佛教界的居土名流，如护法居士陈元白、李隐尘等见面，彼此晤谈甚为融洽[13]。善因法师在武昌与太虚相处月余，对太虚大师有了深入了解，针对教界对太虚大师的误解与偏见，善因在写给德安法师的信中谈对太虚大师的印象：

　　考太虚法师之行实及各居士之德行，鲜有不符佛制，如道路所谣传者。本月十五日，并在武昌讲经会弘传戒律，计男女居士受三皈戒者九人，受五戒者二十八人，受菩萨戒者十一人，皆当世高年俊杰……虚师若无过人之德，彼一般高年俊杰，岂肯屈膝膜拜于年轻衲僧之前乎！善因与各居士同住数日，见各居士念佛礼佛，行、住、坐、卧，不肯稍有放逸之行为，即在缁众中亦难多得！虚师讲经，仍是香华供养，端身正坐，惟不搭衣，无不具威严之事……乃吾辈同侣，心怀妒忌，诽语频加，座下见地洞彻，幸勿误听。[14]

　　善因法师受业与依止的南岳佛乘、天然、淡云等法师，都是南岳德高望重的高僧，善因对太虚大师的见解在教内的影响是很有分量的，对消除外界的误解无疑起到良好的作用。

　　善因法师常与太虚法师讨论佛学，太虚大师对善因法师的意见十分重视。1920年，《海潮音》创刊，第一期刊出善因法师《致太虚法师书》，商论佛法。对《觉社丛书》刊出的一些文章中的提法和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意见十分中肯，得到太虚法师的肯定。

　　善因法师在《海潮音》发表文章多篇，学术论文如《实验的人生观》、《论人心道心与佛学唯心之异同》、《论天命之迷信》及杂文，随笔多篇。

　　民国三十六年（1947）太虚大师圆寂，善因老法师闻其噩耗，十分伤感，从南岳赶到上海，十九日亲为大师主持了封龛礼。

　　善因之外，谭玄、张化声、唐大圆是《海潮音》的积极撰稿人。《太虚法师年谱》说：“是年（1921），《潮音》得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投稿，倍有生气。”

　　唐大圆（18907—1943）湖南人，初归依印光法师修学净土，后专研唯识，撰有《唯识方便谈》、《唯识易简》、《唯识三字经》、《唯识的科学方法》等小册子弘扬唯识学，曾在武昌佛学院、中华大学、武汉大学、长沙佛学会等处讲唯识学。唐大圆曾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主编过《海潮音》、《东方文化》杂志，在佛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张在现实人间修菩萨道。曾撰《起信论解惑》等，论《起信论》确为马鸣造，驳王恩洋等以该论为华人撰述之说。唐大圆曾经任《海潮音》主编。《太虚法师年谱》称赞《海潮音》得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投稿，倍有生气。唐大圆与太虚大师的交谊十分深厚，在太虚大师影响下，唐大圆在唯识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善因法师、唐大圆居士之外，湖南僧俗两界在《海潮音》发表文章者多达数十人，从一个侧面反映《海潮音》在湖南佛教界影响程度之深入而广泛。

　　1943年，抗战其间，太虚大师应邀到湖南弘法，孙而昌、越培元居士主动请缨赞助《海潮音》，热情邀请太虚大师将《海潮音》迁衡阳出版。太虚大师希望《海潮音》能在大后方湖南有新发展，称极筹备筹集基金、确定新址、接洽印刷、搜集材料等出版事宜，指定明真、闻又法师和茗山担任编辑，后来派福善法师到衡阳负责，以茗山法师与孙而昌、越培元二居士为常务社董。因湘北战事吃紧，日寇来犯，衡阳一带军民大撤退，《海潮音》由福善携往重庆续办。《海潮音》虽然只在湖南衡阳出版一期，湖南佛教界对《海潮音》热情支持可圈可点。

　　湖南是兴办僧教育较早的省份。日本曹洞宗僧人水野梅晓因宁波天童寺寄禅法师的介绍到湖南访问笠云芳圃。笠云芳圃正为全省寺产被提所困扰。水野梅晓介绍日本寺院自办学校以保，笠云法师受到启发，于1903年创办僧学。

　　1922年，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湖南佛教界备受鼓舞，积极响应并支持这一盛举，长沙佛教正信会积极支持武昌佛学院的开办。善因、空也、唐大圆、张化声、谭玄等都在武昌佛学院任教职。

　　民国十三年（1924）秋，太虚大师辞院长职，将院务交善因代理。善因法师临时接下了武昌佛学院的担子，以代院长身份主持武院的行政与教务，维持佛学院的安定及课程正常的教学。到民国十四年（1925）元月，太虚大师重返武院，善因法师交卸了他代院长的职务，仍留在院中任都讲。太虚大师时常应佛教团体之请，到各地讲经弘法，席不暇暖，武院的院务，仍由善因法师以都讲身份代理。民国15年（1926）9月，北伐军包围武昌城，10月10日光复武昌。围城期间，院中师生纷纷离院避难，善因法师仍守在院中，直到太虚大师的弟子大敬法师愿意驻院留守，善因法师才交卸院务返回南岳。

　　张化声应太虚之邀，在武昌佛教学院任教。张化声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出席过湖南省议会的活动，在长沙刻经处购得一百多种佛教经论，此后对佛学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信仰弥笃。太虚创办武昌佛学院，函邀化声助教。张化声应邀武昌佛学院任教授，教国文、《摄大乘论》达六年之久。太虚大师曾为《化声集》写序。

　　武昌佛学院为湖南培养了一批得力的佛教人才，如会觉、素禅等。

　　会觉，湖南浏阳人，武昌佛学院毕业，于唯识学甚有研究。会觉法师沉着稳健，有西洋学者之风，着有《唯识研究》、《佛学与辩证法》等。会觉法师毕业于武昌佛学院，曾任《海潮音》编辑、武昌中华大学、文化中学、武昌佛学院教授、世界佛学院图书馆的考校主任、闽南佛学院教务主任[15]。

　　素禅和尚曾就读于武昌佛学院，未及毕业，被公推为南岳上封寺住持，并接办南岳僧立觉民学校。灵涛法师发心开办僧伽学校，素禅法师是得力的支持者。素禅法师在武昌佛学院受太虚大师佛教革新观念教育，在南岳倡办“工禅”、“农禅”，计划在寺院内兴办制鞋厂、织布厂，组织出家人在南岳山上植树造林，带领僧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流行。素禅同情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马日事变，反动当局以“藏匿匪党”为借口将素禅杀害。但是素禅法师为南岳佛教改革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

　　太虚对湖南佛教的影响

　　寄禅和尚、道阶法师等湖南佛教界大德往生之后，太虚大师矢志改革，以积极人世的精神，不折不挠地努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太虚大师与湖南佛教界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四次到湖南弘法，领导与推动湖南佛教界工作，指导成立湖南佛教会，住持密印寺、花药寺、仁瑞寺，对于培养湖南僧才，提高居士素质，庄严佛教道场，弘扬佛教文化，振兴湖南慈善事业，产生巨大影响。

　　1、赴长沙讲学、弘法1920年11月10日，周极寰代表湖南赵恒惕、林特生、仇亦山等礼请太虚到长沙弘法，在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三日，并发起成立长沙佛教正信会。在太虚大师指导下，长沙佛教正信会以在家佛教徒为主体组成，1921年左右成立，会址设在长沙市肇家坪，会内没有佛殿，立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三像，提倡净土宗，经常举行“打念佛七”，并设斋供众。随着长沙佛教正信会的成立，长沙佛教信仰掀起一轮高潮。

　　2、住持密印寺，重续沩仰法脉。宁乡大沩山密印寺，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大宗派之一的沩仰宗祖庭，兴盛时期，有寺田三千余亩，所属寺庙六十余所，寺僧一千五百人，道场庄严，法嗣繁衍，蔚为壮观。沩仰宗风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沩山密印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18年，密印寺被佃农焚毁，沦为废墟。省教育会觊觎密印数千亩寺产，千年祖庭，岌岌可危。1922年12月，太虚应湖南缁素之请来到长沙。太虚大师依老友惠敏、开悟劝请，应允担任密印住持。太虚大师与赵炎午、仇亦山等商定“恢复沩仰宗及沩山产业维护整理”计划，登临大沩山，驻锡密印寺，礼灵佑塔，说偈，踏寻寄禅和尚的足迹，作《读八指头陀住持沩山诗感和》四首。

　　大沩山是太虚大师心目中实践改革的实验区。太虚大师在兴办文教事业的实践中，常常受经济的困扰。中国寺院早巳演变成为受人诟病的地主经济，僧人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这些弊端危及佛教的存亡。太虚大师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大沩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资源，引起太虚大师的极大兴趣。他多次设想以大沩山为实验区开展佛教经济改革。

　　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撰《沩山僧农村设学通告》，规划沩山建设工程。

　　兹就沩山佑祖道场，建设规模，实行农僧制。凡我僧侣，不能从事学业而愿从事农作者，由寺职员验其技能，出资招集，长年植林种田，以为佛教僧众之生产，用作修道资生之基本。

　　太虚大师的设想，在沩山实行出家人自食其力、僧田僧种的“僧农村”。通告还要求在沩山设夜校，以提高僧众及农人之教育水准。寺内设僧众补充学校，每日上课一点钟，余时出坡工作。劝山民信佛教。太虚大师的设想既符合百丈怀海提倡的“农禅”理念，又希望改变出家人靠布施、经忏、地租为生的旧模式。太虚大师委任性修法师为沩山的监院。密印寺的重建由性修法师操持，但一切工作都禀报太虚大师审核施行。到1927年，密印寺修了很多新居安置僧众，办了一个小学，收回一些田产。为了兴办“僧农村”，性修法师向太虚大师报告，希望请大醒法师到大沩山加强力量。大醒法师为大沩山制订了《沩山密印寺中兴组织大纲》，大纲包括管理机构、生活、生产、对外联络、修行、弘化、文化、教育，详尽而全面。由于军阀混战，各地烽火连天，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湖南政治派别之争所牵累，这些改革试点措施无法进行。

　　赵恒惕（1880—1971），字夷午，号炎午。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同盟会员。二次革命起，率师攻鄂，被汤芗铭俘获，押解人京判刑10年。在狱中学佛。1915年经蔡锷等具保，获释出狱。1920年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省长。北伐战争兴起，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深受战争之害。1922年，赵恒惕反对北伐军人湘作战，倡议联省自治，在湖南行省宪，不介入南北之争，埋首建设，推广平民教育，在全省范围内普及民选。

　　赵恒惕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为保护湖南寺产出了很大力气，1940年，捐出自有湖田拟创办南岳佛教学院。后随国民党到台湾，依然护持佛教，是汐止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松山寺道安法师的得力护法，推动修建日月潭玄奘寺。

　　太虚大师1920年、1922年两次应邀赴湖南弘法，都是赵恒惕支持并安排。太虚大师担任沩山密印寺住持也得到赵恒惕的支持。1926、1927年，湖南政局发生变化，赵恒惕去职，退居上海，唐生智取得了湖南的军政大权。唐生智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唐生智的师父顾净缘所主持的二学园在湖南推行“佛化运动”，将所有寺院寺产集中归佛化会，出家人的衣食住行由佛化会供给。

　　这一做法受到佛教界的抵触，空也等有影响的法师离开了湖南，湖南佛教界矛盾十分尖锐，大醒法师未能成行，大沩山的中兴大纲未能实现。太虚大师往生之后，他的学生法舫法师计划在沩山密印寺办僧教育，还没来得及实施，政局动荡，法舫法师远走国外，密印寺的中兴计划再次搁浅。

　　3、处理学僧服兵役问题，排除佛学院办学的干扰。1943年，太虚又一次来到湖南。此次太虚湖南之行，是应湖南佛教界之请，来解决军队在寺庙抓壮丁问题。当时，军队到寺庙抓壮丁现象很普遍，如南岳佛教讲习所的学僧大约四五十名，被征兵几成习惯，以致于讲习所招收学员，不敢招成年学僧，讲习所学僧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湖南佛教界于是请太虚大师来湖南与军方交涉，免除出家人的兵役。太虚大师通过与湖南军政学界知名人士沟通，达成理解，平息了出家人服兵役的事态。太虚大师在湖南时间达一个多月，到衡阳、南岳、耒阳，所到之处，受到湖南佛教界的热烈欢迎。应衡阳居士林之请，在社会服务处讲《佛教与中国文化及世界和平》，在衡阳粤汉路大礼堂讲《佛法原理与做人》。空也、越培元等陪同，经培元寺游览南岳，衡山佛教会及南岳各界于祝圣寺欢迎大师，太虚在会上讲《佛法大意》；到水濂洞工校讲《工业文明之佛教》，在石头塔院商校讲《缘起性空义》。太虚大师畅游南岳，兴致盎然，留下大量诗作。太虚大师在湖南各处作讲演，所取的题材，都是针对当前的时代环境与听众根基，从战争的残酷说到世界和平的倡导，从科学的进步说到人类道德的亟须建立，内容新颖，引人人胜。太虚大师抵耒阳，驻锡金钱山寺。金钱寺是道阶法师生前长时间住持的道场。太虚大师于民众剧场讲《佛教与人生》。当时湖南省会很多机关因战事紧急而迁驻于耒阳，很多听众来自政府部门，由于太虚大师的到来，在耒阳产生很大影响。太虚还指导省佛会组织“湖南僧侣救护队”。太虚大师此行被推举为衡阳花药寺、岐山仁瑞寺住持。花药寺是衡阳规模最大的佛教丛林，岐山仁瑞寺则是清末湖南着名禅寺，道风严谨，有“小金山”之称。仁瑞寺锻炼出一大批高僧，如点石尊美、寄禅敬安、道阶法师等都在岐山仁瑞寺参禅修行。太虚出任这几所寺庙的住持，将《海潮音》迁湖南编发，使处于低谷的湖南佛教界深受鼓舞。

　　总之，太虚大师出家和成长时期，与湖南法师结下深厚因缘，成为临济宗湖南衡阳东一堂弟子。由于他自身的优良资质，引起湖南得道高僧寄禅敬安和道阶法师的重视和培养。湖湘高僧在生活、健康、意志、修持、佛法方方面面倾注大力，对一代高僧太虚大师呵护有加，对其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寄禅敬安往生以后，湖南僧俗仍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太虚大师复兴佛教大业。民国时期太虚对湖南佛教僧教育、佛学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推动和护持。他领导的佛教革新运动在湖南也十分活跃，取得可喜的成果。

　　[1]见印顺：《太虚大师年谱》，。

　　[2]见太虚：《自传》18。

　　[3]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三十六年。

　　[4]印顺：《太虚大师年谱》4、。

　　[5]印顺：《太虚大师年谱》1，。

　　[6]《自传》2；《人物志》忆七。

　　[7]太虚：《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

　　[8]《自传》四，（略史）。

　　[9]罗杰：《南岳仁禅师传赞》，载《海潮音文库》第3编第18册，第66页，（佛教传记）。

　　[10]太虚：《南岳道阶法师小传》，《海潮音》第18卷第9号，第59页，《诗与文》。

　　[11]太虚：《南岳道阶法师小传》，同上。

　　[12] 大醒：《十五年来僧事之检讨》，《海潮音》第16卷第1号，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