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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珍与华严宗源

导读:僧珍与华严宗源徐文明  宗派的产生就如江河的发源一样,往往有众多的溪流作为源泉,众流汇聚,便形成了大江大河。华严宗的产生也是如此,源自许多佛教宗派,再经过智俨、法藏等大师的创造性的融汇和提升,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派。有许多的佛教大师为华严宗的创立和发源做了贡献,慧日僧珍便是其中一位。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雍州义善寺释法顺传》:  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恶;辞亲远戌,...

  僧珍与华严宗源

  徐文明

  宗派的产生就如江河的发源一样,往往有众多的溪流作为源泉,众流汇聚,便形成了大江大河。华严宗的产生也是如此,源自许多佛教宗派,再经过智俨、法藏等大师的创造性的融汇和提升,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派。有许多的佛教大师为华严宗的创立和发源做了贡献,慧日僧珍便是其中一位。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雍州义善寺释法顺传》:

  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恶;辞亲远戌,无惮艰辛。十八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珍姓魏氏,志存俭约,野居成性。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岸重邃,堪为灵窟。珍草创伊基,劝俗修理,端坐指?,示其仪则。忽感一犬,不知何来,足白身黄,自然驯扰。径入窟内,口衔土出,须臾往返,劳而不倦。食则同僧,过中不饮。既有斯异,四远响归。乃以闻上,隋高重之,日赐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龛成,无为而死。今所谓因圣寺是也。顺时躬覩斯事,更倍归依。力助缔构,随便请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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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顺(557-640)俗姓杜,故又称杜顺,生多灵异,号称神僧,为华严宗初祖。法顺所事的僧珍禅师不见僧传,其他事迹不明,只知他俗姓魏氏,曾在京东马头一带建寺,感一黄犬前来随喜,负土往还,劳而不倦。隋文帝闻之,赐米赏之。

  僧珍事迹,与隋智者大师弟子僧珍颇有相似。据《佛祖统纪》卷九:

  禅师僧珍,师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师胜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简取名胜,住同、华两州。朝廷举师,往住慧日。时论是之(佛道论衡)。[2]

  这一记载过于简略,且有错误,据《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

  炀帝昔在晋蕃,南镇淮海,立四道场,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及武德四年,荡定东夏,入伪诸州,例留一寺。洛阳旧都,僧徒极盛,简取名胜,配住同华两州。仍举胜达者五人,天策别供。乘以德高众望,又处其员。在京住胜光寺,以胜光寺主僧珍法师即隋炀国师智顗禅师之弟子也,以行解有声,追住慧日。旧曾同寺,同气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国福供,并入胜光。乘达帝城,弘道无倦,福智二严,与时俱积。胜光北院,宝塔高华,堂宇绮饰,像设严丽,乃至画缋瓌奇,冠绝区域。皆乘目准心计,巧类神功,不可思也。[3]

  这段记载主要是说慧乘(555-630),间及僧珍。从中可知,僧珍确实是智顗弟子,曾居慧日道场,但他是在隋朝因“行解有声”而“追住慧日”,在唐朝则为胜光寺主。朝廷简取的配住同州、华州是在洛阳王世充治下的僧人,时任长安胜光寺主的僧珍是接收者,不是配住的对象。

  据《国清百录》卷二《王重遣匡山参书第四十》:

  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即建深善,辄以谘知。[4]

  这封书作于开皇十二年(592)十月十日,这表明此时杨广已经建立了慧日道场和法云道场,但安置的是智者同门南岳僧照禅师和当时名僧江陵法论法师,法云道场的潭州觉禅师,也有可能为智者同门。如此僧珍最早是于开皇十二年征入慧日,但初被召入的都是前辈高僧,僧珍也有可能稍后来此。

  杨广即位之后,又在东都洛阳建立慧日道场,慧乘等慧日高僧又迁至此,杨广大业末下扬州时,他们留了下来,后洛阳为王世充所据,是以武德四年(621)平定王世充后,他们又应召入京。当时有二百高僧配住京城附近的同州、华州,只有五人有资格进入京城大寺,受天策大将军李世民供养。慧乘、道宗(563-623)、辩相(约557-约627)号称洛阳三大高僧,故得以应选。由于当时僧珍为胜光寺主,与慧乘曾经同为慧日高僧,志同道合,是以慧乘等选择了胜光寺。僧珍与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素有交情,因此秦国的供养大多数都送到了胜光寺,是以此寺建得非常豪华,富丽堂皇。

  从中可知,僧珍并没有象其他慧日高僧那样到洛阳,而是留在了长安,因而未受王世充的牵连,得到唐王朝的崇奉,他与李世民关系密切,长期担任京城大寺胜光寺的寺主,地位很高。李世民还将自己所用的袈裟送给他,这是难得的礼遇。据《量处轻重仪》卷二:

  近贞观中,太宗以所著七条纳施胜光寺僧珍法师,价直三万,及终后还追入内。又以所著七条与恭、宣二法师,令制诗先成者与之。及作,一时成,令学士评其胜劣,俱云一等。因令市估,价直六万,乃进衣出绢,人付百段。又赐玄奘法师一纳,今现在。[5]

  此事又载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秋七月景申夏罢,又施法师纳袈裟一领,价直百金。观其作制,都不知针线出入所从。帝库内多有前代诸纳,咸无好者,故自教后宫造此,将为称意,营之数岁方成。乘舆四巡,恒将随逐。往十一年,驾幸洛阳宫。时苏州道恭法师、常州慧宣法师,并有高行,学该内外,为朝野所称。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讫。时二僧各披一纳,是梁武帝施其先师,相承共宝,既来谒龙颜,故取披服。帝哂其不工,取纳令示,仍遣赋诗以咏。恭公诗曰:“福田资象德,圣种理幽熏。不持金作缕,还用彩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绮相氤氲。独有离离叶,恒向稻畦分。”宣公诗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称福田。”意欲之。帝并不与,各施绢五十匹。即此纳也。传其丽绝,岂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师盛德当之矣。[6]

  这一记载更加详细,只是有些说法有误。这一袈裟价值数万,岂只百金!《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称“因赐摩云纳袈裟一领,妙绝今古,价直万金。”[7]太宗只所以不给道恭、慧宣,不是因为二人德行不够,而是唯此一领,没有办法分给二人,只能按照市值人赐百段,以抵袈裟,并非太宗觉得二人配不上,只有玄奘的盛德才宜服用。这领袈裟是太宗令后宫制作,制之数年方成,观之不见针线出入,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足见其珍贵,太宗常行出巡,都带着它,可见对之非常珍视。太宗将如此珍贵的袈裟首先赠给僧珍,足以体现僧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其特别珍稀,是以僧珍亡后,又将此袈裟收回。依照上说,后来贞观二十二年(648)秋七月时此袈裟又赐给了玄奘。

  据《辩正论》卷四:

  其年仲冬,胜光寺主僧珍,奉勅就宫迎像,于胜光寺供养。四年献肇,诸寺大德四十九人,经三七日,庆像行道。日满设千僧会,王公并来行香。[8]

  贞观三年(629)冬,太宗令后宫造释迦绣像一幅,并勅僧珍迎于皇宫,在胜光寺供养。四年元日,请诸寺大德四十九人,三七日行道庆像,后又设千僧会,王公大人并来行香。这一方面表现了太宗对佛教的崇奉,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僧珍的地位。

  僧珍还作为义学大德参与译经。据《大乘庄严经论》卷一:

  摩伽陀国三藏法师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唐言明友,即中天竺剎利王之种姓也。以大唐贞观元年十二月入京。法师戒行精勤,才识明敏,至德邻于初果,多能亚夫将圣。继澄什之清尘,来仪上国;摽生远之逸气,高步玄门。帝心简在,皇储礼敬。其博闻强记,探幽洞微,京城大德,莫不推许。粤以贞观四年,恭承明诏,又勅尚书左仆射[邱-丘+千]国公房玄龄,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伦铨定,义学法师慧乘、慧朗、法常、智解、昙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辩、僧珍、法琳、灵佳、慧赜、慧净、玄谟、僧伽等,于胜光寺共成胜业。又勅太府卿兰陵男萧璟监掌修缉。三藏法师云,外国凡大小乘学,悉以此论为本,若于此不通,未可弘法。是以覃思专精,特加研究。慧净法师,聪敏博识,受旨缀文。玄谟法师,善达方言,又兼义解,至心译语,一无纰谬。以七年献春此始,撰定斯毕,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勅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药序之云尔。[9]

  这是李百药为《大乘庄严经论》作的《序》。波颇译言明友,于贞观元年(627)来华,始住大兴善寺,后称居胜光寺,共翻译了《大集宝星经》、《般若灯论释》、《大乘庄严经论》三部佛经。

  僧珍应当参与了三部经的翻译,但《大集宝星经》法琳《序》但言“沙门慧乘等证义”,未细述其他证义大德之名。据《般若灯论释》慧赜《序》:

  四年六月,移住胜光。乃召义学沙门慧乘、慧朗、法常、昙藏、智首、慧明、道岳、僧辩、僧珍、智解、文顺、法琳、灵佳、慧赜、慧净等传译,沙门玄谟、僧伽及三藏同学崛多律师等,同作证明,对翻此论。尚书左仆射邠国公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并是翊圣贤臣,佐时匡济,尽忠贞而事主,外形骸以求法。自圣君肇虑,竟此弘宣,利深益厚,寔资开发。监译勅使右光禄大夫太府卿兰陵萧璟,信根笃始,慧力要终,寂虑寻真,虚心慕道,赞扬影响,劝助无辍。其诸德僧,夙兴匪懈,研核幽旨,去华存实。目击则欣其会理,函丈则究其是非。文虽定而覆详,义乃明而重审。岁次寿星十月十七日,捡勘毕了。[10]

  《般若灯论释》从贞观四年(630)六月始,至六年(632)十月十七日译毕。是论在胜光寺翻译,作为寺主的僧珍当然要参与。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中,都是将慧乘放在第一位,僧珍的排名似乎很靠后,这究竟是由于在义学成就上慧乘更高一些,还是由于年资,不好定论。

  若论年资,慧乘(555-630),法常(567-645)、昙藏(567-635),僧辩(568-642),智首(567-635),道岳(568-636),法琳(572-640),慧赜(590-646),慧净(约578-645后),慧明、玄谟虽然生卒不明,然后来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国后他们仍然在世,并且参与译经,表明其生年不会太早。如此慧乘比其他人都要大十几岁,自然应当排在第一,而与慧乘同为慧日高僧的僧珍肯定比法常等人年资高,为何排名如此靠后呢?难道是由于僧珍以禅法著称,非以义学见长?

  僧珍的卒年,应当在贞观七年(633)至十一年之间。据《续高僧传》卷三《唐京师胜光寺中天竺沙门波颇传》:

  寻尔而卒于胜光寺,春秋六十有九。东宫下令给二十人,舆尸坐送,至于山所。阇维既了,沙门玄谟收拾余骸,为之起塔于胜光寺,在乘师塔东。即贞观七年四月六日也。[11]

  慧乘卒于贞观四年(630)冬,波颇卒于贞观七年(633)春,二人均在胜光寺入灭,亦于此建塔。波颇卒后但言建塔于慧乘塔东,未言僧珍,表明僧珍尚且在世。假如其时僧珍已然去世,作为寺主的他自然应当在胜光寺建塔。据《旧唐书》卷三,太宗于十一年三月驾临洛阳,次年二月还京。又据前述,贞观十一年(637)时唐太宗在洛阳召见道登、慧宣,其时赐给僧珍的袈裟已经收回,这表明僧珍已经去世了。

  进一步讲,僧珍有可能是于贞观八年初或七年末去世。贞观八年(634),太宗为其母永穆太后追福,于旧宅建弘福寺,并招名德五十人入住。依照太宗对僧珍的崇奉程度,理应以他主持。然而弘福寺实以智首为上座、慧斌(574-645)为寺主,且请僧辩、玄会、灵润、智晔、慧云、灵范等入住,根本没有提到僧珍,从资历和名气来讲,这些人都远不及僧珍,这只能理解为僧珍已经去世了。

  僧珍的生年已不可考。既然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又是杨广为晋王时在扬州所建慧日道场的高僧,其生年至少应当和慧乘差不多,在陈天嘉元年(560)以前。

  僧珍有没有可能就是杜顺之师因圣寺僧珍呢?从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两个人确实有不少相近之处,一是法名完全一样,当时叫这个法名的有名的僧人并不多;二是时代相近,都活动在隋唐时期;三是地域相同,都长期在京师长安一带弘法;四是都以禅学著称,号称禅师。

  然而仔细推断,还是有不少问题。杜顺“十八岁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可以理解为杜顺十八岁时便从僧珍出家,也可以理解成他十八出家,后从僧珍习定。如果按照前说,则北周建德三年(574)时僧珍就已经开始弘法授徒了。周建德三年即陈太建六年,智者时在金陵传教,既然僧珍为智者弟子,那么他也应当是在金陵从智者习禅。如此他应当是智者最早的弟子之一,而且还要从金陵来到长安弘法,其间的困难肯定不少。如果依照后说,则是杜顺先出家,后从僧珍,因为因圣寺的修建是在隋朝,故有隋高祖赐米于灵犬之说。隋时不仅北方早已统一,而且以崇佛著称的文帝对于不少僧人有吸引力,是以昙迁(542-607)等许多北方僧人在隋初离陈北归。假如僧珍本为北方人,此时也有可能象昙迁、靖嵩(537-614)等人那样北上,也有可能和昙迁一样(或更早)应召入京。

  僧珍与昙迁应当关系密切。他长期担任胜光寺主,而此寺恰是隋时为昙迁而建。据《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本传:

  寻下勅,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勅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12]

  此事发生在开皇十年(590),其年春,文帝驾至晋阳,昙迁随行。当时并州有很多的私度僧人,来求公贯,文帝欲许之,昙迁乃劝文帝更示恩典,普及天下私度僧人,文帝乃下诏准许十年四月以前所有私度僧人出家。其后不久,又下敕于京城置胜光寺,以蜀王秀为檀越,安置昙迁徒众六十余人。这表明胜光寺在隋朝主要是属于昙迁一派的。

  又据《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幹传:

  沙门灵辩,即幹之犹子也。少小鞠育,诲以义方,携在道位,还通大典。今住胜光寺,众议业行,擢知纲任,扬导《华严》,擅名帝里云。[13]

  灵辩(586-663),为其伯父灵幹(535-612)的弟子,灵幹将其抚养成人,资其出家,并授以经义。灵辩十三岁出家,便住胜光寺,时在开皇十八年(598),因为灵幹与昙迁出于同门,关系密切,灵幹乃令灵辩作昙迁的侍者,后来灵辩又从昙迁弟子至相寺智正法师,因此他也算是昙迁系的传人。道宣贞观十九年(645)作僧传时,灵辩仍住胜光寺,并且被推举为该寺的三纲,直到后来慈恩寺(始建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建成之后,他才到慈恩寺。如此灵辩在胜光寺前后住止近五十载,他以弘扬《华严》而擅名京城,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华严学者之一。[14]如此胜光寺在唐代依然保持了弘扬华严的传统,为华严学重要基地之一。

  僧珍何时住止胜光寺不详,但他在唐初便为此寺寺主,可见至少在隋朝便已经住止此寺了。虽然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以天台学为本,但既然长期担任胜光寺寺主,与华严学当然也不无关系。僧珍与昙迁可能有师友之谊。

  如果这样,僧珍有可能为杜顺之师,则按照常理,他应当长杜顺十岁,如此他应生于梁太清元年(547)左右。

  虽然有众多的理由可以认定慧日僧珍与因圣寺僧珍为一人,但其中还是有不少的疑问。如道宣虽然是僧珍的后辈,但基本上算是同一时代的人,但他却未言僧珍与法顺的关系,也未给深受太宗崇奉的僧珍立传。再者,后世无论是华严宗还是天台宗,都无人论及僧珍与华严宗的关系,华严宗当然不愿提及,天台宗为何也不发一言,难道是因为时代久远,不得其情么?

  无论僧珍是不是杜顺之师,僧珍对华严学仍然是有影响的,他是华严宗与天台宗早期相互沟通的重要代表。僧珍是唐初天台宗在京城的最重要的代表,也是唐代政治地位最高的天台宗大师,对维护天台宗作为全国性宗派的地位作了很大贡献。由于僧传失载,他的传人不得其详,但他肯定有不少门人,后世楚金等曾列了一个天台宗七代传法谱系,在这一谱系中,或许有僧珍的位置,因为这一传承主要是两京特别是长安地区的天台宗系统。

  注释:

  [1]大正藏50册,653页中。

  [2]大正藏49册,199页下。

  [3]大正藏52册,382页上、中。

  [4]大正藏46册,806页上。

  [5]大正藏45册,851页下。

  [6]大正藏50册,258页中下。

  [7]大正藏50册,218页中。

  [8]大正藏52册,512页下。

  [9]大正藏31册,590页上。

  [10]大正藏30册,51页上、中。

  [11]大正藏50册,440页中。

  [12]大正藏50册,573页上。

  [13]大正藏50册,518页下。

  [14]灵辩事迹,参见《华严经传记》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