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至善，言至礼，道儒佛的结合让康熙笑看天下

心至善，言至礼，道儒佛的结合让康熙笑看天下

康熙早年信奉孔孟之道，对佛道持排斥态度，“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日讲官）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随着政治经验的增加，和对佛老的了解的加深，对佛道也日渐宽容。

康熙论及佛道的宗旨，“圣人立言，必浑沦切实，后人求其说而过之，每蹈虚寂之弊。如释老之书，朕向亦曾浏览，深知其虚幻，无益于政治。《易》曰：有君臣、父子、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今释道之教弃绝五伦，根本既失，其余言论更何著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人并列而为三才。今释道之教，生生之理已绝，是使三才且有时而穷，此皆其大体错谬，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佛道为虚寂之教，弃绝伦理纲常，视天地人为空，对政治毫无益处，所以康熙对佛道教理并不信奉。

但是康熙并不一味的强调佛道与儒家的不同，而是从佛道与儒家的共同宗旨即劝人向善出发，来处理三家的关系。“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圣人经书所遗，如许言语，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后世之学每每各向一偏，故尔彼此如仇敌也。

有自谓道学，入神佛寺庙而不拜，自以为得真传正道，此皆学未至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礼之、敬之，乃理之当然。”儒释道三家都是教人向善，而且神佛是古代的至人，如同孔孟一样，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且从现实出发，康熙对禁佛道一事认为不可行，“讲理学者常言，查天下僧尼，尽令匹配，给田为民，可增丁数十万。朕哂之。……朕今设授一人兵权，令伊往查僧尼，尽令匹配，给以田庐，俾得养生，不惟不能行之一省，即一郡亦不能行也。”所以康熙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是开放的，“僧道二教皆起自中国，递传而降，里有岁年，此并非我朝所始。

朕但听其成僧自为僧，道自为道，守其成规而已，何必禁革耶？”虽然康熙对佛道持宽容态度，但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是敬而不溺，“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驯致妄为者有之矣。”，“敬重神佛，惟在我心而已。”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

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梁武帝和宋徽宗因为崇信佛道而落得“饿死台城”、“为金虏”的下场。治国以儒、乱国以教，这是康熙的看法。

康熙在宽容佛道的背后，对佛道有利用和限制的一面。佛教从清朝建国始就受到清廷的重视，佛教为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所信仰，清廷需要利用佛教来管理这些地区，“所以膏泽吾民以及蒙古诸部落，使咸寿考康宁者，则不能无望于佛之庇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