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中）-学典国学网

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中）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经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禅大师（前右）。资料图片

1961年，十世班禅大师（前排右一）在李维汉（前排右二）的陪同下前往井冈山参观。资料图片

针对藏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世班禅大师向中央写了情况汇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61年至1962年间，在北京专门组织人员对7万多字的情况汇报进行翻译，我是翻译人员之一。

通过这次翻译工作，我对班禅大师的为人、政治态度和他的学识有了直接具体的了解。通过翻译他的调查研究报告，我对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所发生的问题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情况汇报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像有些人后来批判的那样，是被打倒的反动农奴主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班禅大师的嘴攻击党和人民政府，攻击民主改革，向翻身农奴反攻倒算，企图恢复封建农奴制度。相反，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农奴群众、贫苦喇嘛所反映的，代表了广大贫苦农奴和普通僧尼的利益和愿望。

1988年11月，应《人物》杂志编辑部之约，我准备写《班禅大师》一文，向班禅大师请教了几个问题，重点是情况汇报的写作过程和评价问题。大师向我讲了一件事：1961年底，这份报告翻译出来后，先给李维汉等首长审阅。一天下午，中央统战部给班禅大师打电话，说李部长请他赶紧到部里去一趟，还明确说不要带翻译，因为班禅大师会讲简单的汉语。

班禅大师到了中央统战部，早已在门口等候的秘书把他请到李维汉的办公室。李维汉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没有起身，也没有同他握手，只招了招手，示意请坐，这很不同于以往。班禅大师见李维汉态度严肃，沉着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紧张。这时，李维汉指着桌子上的材料，严肃地对他说：这些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班禅大师这才发现，桌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写的报告。班禅大师坦然地对李维汉说：全是真的。李维汉提的问题，是关于平叛扩大化的，还问了一些具体数字和具体情节。

李维汉坐在椅子上，看着面前的材料，默默无语。过了好一阵，他像是对班禅大师说，又像在自言自语：怎么能这样！那时，班禅大师的汉语说得不好，身边又没有带翻译，看着李维汉严峻的神态，不知说什么好。

又是一阵沉默。班禅大师看到李维汉盯着面前的材料，脸色惨白，额头上冒着冷汗。他知道李部长身体不太好，就劝他不要看了，回家休息。这时，正好秘书进来送文件，也发现李维汉脸色不好，就立即打电话叫了保健医生。李维汉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好像还在继续思索什么问题。班禅大师上去搀扶他，发现他的手冰凉。后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休息了好几天。

班禅大师曾对我说，他1951年4月到北京时就认识李维汉部长。在中央领导同志里，李维汉是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阿沛副委员长说李部长是他的良师益友，李部长更是我的良师益友。班禅大师说，李部长与其他领导人不同，性格内向，比较严谨，平时会见客人都是在会议室或会客厅，而这次让班禅大师进他的办公室，可能是要重点跟他谈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但因为身体原因，什么也没有谈成。

李部长和习老都是好人，有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关心各族人民的疾苦，也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难。大师不无痛惜地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部长和习老都受到牵连，吃了很大的苦头。

班禅大师还曾对我说：乌兰夫部长也很关心我的报告。有一次他从内蒙古到北京专门接见我，说我的报告写得很好。那些情况很重要，应该直接向主席、总理汇报，让中央知道藏区发生的事情。

班禅大师的报告于1962年六七月份经周总理报送中央。周总理亲自找班禅大师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人谈话，要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亲密合作，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形成了4个文件，对纠正左的错误作了许多具体规定。

当时，中央已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力纠正左的错误。纠正藏区平叛和改革中左的错误，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内容。在整顿过程中，中央撤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的职务，改组青海省委，指出他们犯了路线性的错误；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杨植霖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任青海省省长；撤销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孙光的职务，取消其少将军衔；恢复扎西旺徐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职务；撤销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务，让汪锋接任。

乌兰夫还以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建议中央把参加青海、西藏平叛的内蒙古骑兵师调回内蒙古。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的建议。

但是，1962年9月，即班禅大师的报告上交仅两个多月后，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的号召。不久，在西藏开始批判班禅大师，在北京开始批判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有人把两位大师联系起来批判，说他们组成了班禅、喜饶嘉措反革命叛国集团。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撤销了班禅大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68年，班禅大师蒙冤入狱，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才恢复自由。

班禅大师的报告，对于纠正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左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历史功绩所在。有人说，班禅大师写七万言书是受了他的经师恩久活佛和计晋美的挑唆和鼓动，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事实上，恩久活佛、班禅大师的父母亲、计晋美等人都是坚决反对班禅大师写书面材料的，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因言惹祸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班禅大师的角度来看，在旧西藏，虽然历来把达赖喇嘛与班禅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达赖集团控制着整个西藏地方的政权，而班禅集团直接管辖的地区极其有限。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十七条协议，班禅大师才恢复了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才能返回故乡日喀则。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噶厦政府被解散，班禅大师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班禅大师最好的时期，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享受人民的爱戴就行了。

但是，班禅大师为什么要力排众议，坚持写这个报告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的确也出现了错误，伤害了一些藏族群众的利益，在国内外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班禅大师正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才义无反顾地提意见。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那样：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藏族人民，热爱自己虔诚信奉的佛教。这四热爱是班禅大师基本的政治态度，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本文由肖静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