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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凯法师: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渊源及其流行

导读: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渊源及其流行  放生习俗的开展,成为宋代以后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

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渊源及其流行

  放生习俗的开展,成为宋代以后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海湾为放生池的屏障,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云栖祩宏修订放生仪规,成立“放尘会”,积极提倡放生。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

  作网罟,今之人学纡。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

  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成汤解网”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池《戒杀放尘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

  春天生物滋长,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礼记·月令第六》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天、飞鸟,毋麛毋卵。”: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切勿伐木营生、覆巢嬉戏、残害幼苗等,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

  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

  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

  《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尘的情节,增进了中原人士对佛教放尘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二、宋以前的放生活动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说:

  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许。非唯赦其重奉,乃加以至

  尝暂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飞,击鼓扬幢,负担驰逐,家

  梁武帝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然后放生。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广放生。

  鱼从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龙处大林,恒捻浮云之路。岂谓陵阳垂钓,失云失水;

  黄雀伺蝉,不知随弹应至;青鹤逐兔,讵识杠鼎方前。北海之食,鹦鹉未始,非人西王

  之鹿,不充食萍之宴。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颢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颉目睹民众以捕鱼网罟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江海弯典型段为放生池:并且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徐陵树碑阐明因缘。

  三、宋代放生习俗的流行

  . 宰相王钦若出镇钱唐,率僚属诣天竺灵山,谒慈云法师遵式,请讲法华。叹曰:此

  郡人会湖上纵鱼鸟,为主上祝寿。

  《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尘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五常谓之仁,释御四等谓之慈,皆恶残去杀,推惠广爱之谓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寿,证四德之日常,实唯不杀,放生之大统也。”“这是以放尘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无量心”。遵式以叙山、呪水、请加、归依、称佛、说法、忏愿七章,制订了放尘的仪轨。

  天圣三年(1025),四明山延庆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为皇帝祝寿,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轨,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记载这种盛事。

  右放生池碑,不著书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使

  其足用而取之,不过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传曰:庖牺氏之王

  生为万世之利,此所以为圣人也。浮屠氏之说,乃为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 其言,则庖牺氏遂为人间之圣人,地下之罪人矣。

  各地放生池的兴衰,亦是当地佛教发展的盛衰。自从智颉首创放尘池以来,当佛教兴盛时,如唐肃宗、宋真宗则下令扩展放生池;当佛教没落时,放生池则成为捕捉鱼族之区。

  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临近江海的杭州、宁波一带,盛产水产,民众喜好进食,加速水产和肉食的消耗;同时,江南蚕丝业发达,势必伤害许多生命。针对江南社会的生活方式,明清佛教界积极提倡放生,尤其是云栖祩宏,如憨山德清《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所说:“极意戒杀生,崇放尘,著文久行于世,海内多奉尊之”,对明清佛教界影响极大。

  善男子女人者,善有二义:一是宿生善因,一是今生善类。男女者,通指缁素利钝,

  往生,是通一切众生也。

  其次,祩宏强调动物与人一样,亦有感情和知觉,以此劝导不杀。《竹窗随笔·汤厄》说:

  弗不汝敌,又微劣不能作声音。若力敌,则当如虎豹瞰汝;若能作声,冤号酸楚之声当

  祩宏劝导民众反思自己的生活与感受,想象动物亦有类似的感受,从而引发同理心、同情心、不忍心。在《戒杀放生文》中,他要求民众在尘日、生子、祭先、婚礼、宴客、祈禳、营生时都不可以杀生。而且,祩宏用因果报应故事,形象地阐明戒杀放尘的功德。

同时,戒杀放生不仅是慈悲心的体现,更是得尘净土的法门,如《戒杀放尘文》说:“净业三福,慈心不杀实居其一。今能不杀,又放其尘;既能放尘,又以法济令生净土。如是用心,报满之时,九晶莲台高步无疑矣。”这是将戒杀放尘纳入修行法门,从人性的同情引向宗教的解脱。

  放生池的修建是一项大工程,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需要有大投入。首先,祩宏通过讲经说法传播自己的戒杀放生思想,劝导当时的仕绅接受他的思想。《居士传·虞长儒传》记载:“时宏公方坐南屏演《圆觉经》,募钱赎万工池,立放生社,缁白数万,伽陀之音震动川谷,一时清节之士多与其会,实长孺倡率之。”’祩宏演讲《圆觉经》,于是受到当时仕绅的协助,尤其是虞长儒这样的仕绅领袖宣传,倡导、率领。同时,《北门长寿庵放生池记》记载,居士、比丘、士大夫有的提供金钱援助,有的带来食物,有的亲自参与劳动。

  在明代结社风气的影响下,祩宏成立了“放生会”,依《上方善会约》可知有“上方善会”、“西湖放生社”。《上方善会约》规定了上方善会的宗旨、定期、读诵、治供、议论、主会等事项。“上方善会”的宗旨是“读诵大乘戒经,兼之放生念佛,是诸上善人同会一处”,“大乘戒经”是指《梵网经》,可见“上方善会”是一个持戒、念佛、放尘的在家修行聚会。在每月朔望前一日,聚集于上方寺,愿意参加者签名于本上,以记录参加人数,可见是有固定的参会日期。众人到齐后,由一位僧人领众,诵《戒经》一卷,念佛五百声或一千声。诵经完后,饼果三色作茶供;念佛后,饭菜三色作斋供。茶供、斋供的费用山每位参加者各出五分银,由守院僧置办。法会后,大众可以交流佛法义理。对于放尘银,则各各随便出,不拘多少或者有无,或者自己购买宋放生。在“上方善会”的组织里,会首是轮流依次作主,因为会资是固定的五分钱,会首的主要工作是准备香烛茶汤,记录参加的会员。总之,祩宏是希望保持“放生会”的平等、简单、易操作等特点,这样才能久存。

  祩宏在明末结社风气的影响下,凿建放生池、召集放生社团、修订放尘仪轨、制定放尘会约,对佛教的放生进行制度性的建构,从而使放尘成为具有阶层组织、定期定量的制度,从而使放生在精神上符合时代价值、在形式上组织制度化。在祩宏的影响下,放尘盛行于明末清初的佛教界。湛然圆澄、密云圆悟等高僧,以及冯梦祯(1548-1595)、虞淳熙(1553-1621)、陶望龄(1562-1609)等居士,亦多支持放生之业。虞淳熙在西湖组织胜莲社,鼓励社友放尘救众,《武林掌故丛编》收有虞淳熙撰《胜莲社约》。陶望龄、张子云等亦曾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于杭州城南创放生会。